邵益生已經承認，城市本地水源污染日益嚴重，導致大范圍調水工程增多，增加了調水成本和污水凈化及處理成本，從而使自來水價面臨上升壓力。那么，水污染的主導因素，是由于民眾的不良習慣造成，還是企業排污、地方環保監管不力所導致？如果是后者，憑什么要民眾為之埋單？

在10月17日北京召開的環球國際論壇上，部分國內專家表示，由于水資源成本上升，中國城市自來水價格面臨上漲趨勢。中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城市水資源中心主任邵益生說:“近年來，由于城市本地水源污染日益嚴重，導致大范圍調水工程增多，增加了調水成本和污水凈化及處理成本，從而使自來水價面臨上升壓力。”(新華網10月18日)

國內各城市水價普遍上漲已成毋庸置疑的事實，但專家和有關部門似乎并不滿足于目前的小打小鬧，而是冀望于通過不斷的調價來滿足成本高漲之需，同時也兼顧已經“市場化”的水資源承包經營各環節企業的利益需求，而公眾權益保障在悄然之間被放置于末位。

經濟學基礎理論告訴我們，如果是純粹的市場經濟態勢，那么價格歸根到底是由市場各方的博弈力量所決定的，是市場供求方達至最終平衡點的結果；如果是公共產品市場，那么就應秉持公益為主導的價值原則，通過政府財政投入、政策扶持來彌補可能存在的收入不足。但目前我們所面臨的水市場，卻是一個“自來水價格由政府最后制定，但污水處理等環節已經完全市場化”的混合型市場，實際上，目前不少地方已經將水資源的各個環節都打包承包給運營商，實現了完全“市場化”。

在這樣一個“非驢非馬”的市場形態面前，政府價格管制往往容易被企業利益裹脅，形成以行政指導為名義的大幅度上漲。行政力量的介入只會引發市場自由調節功能的紊亂，使所發出的經濟信號失真，從而導致更大規模的漲價潮發生。更為關鍵的是，價格管制的“市場化”水價，往往由于背后行政力量的獨大，容易掙脫異體監督的制約，又由于水資源的剛性需求而擁有壟斷話語———民眾可以投訴某個商場亂漲價引來相關部門查處，也能選擇罷買的用腳投票方式，但民眾能有效投訴政府指導的水價過高么？

邵益生已經承認，城市本地水源污染日益嚴重，導致大范圍調水工程增多，增加了調水成本和污水凈化及處理成本，從而使自來水價面臨上升壓力。那么，水污染的主導因素，是由于民眾的不良習慣造成，還是企業排污、地方環保監管不力所導致？如果是后者，憑什么要民眾為之埋單？

誠然，市場以效率為原則配置資源，卻有其公平性的“死角”。這就需要政府彌補這一市場缺陷，以免社會陷入“叢林化原則”。但是，政府首先要厘清水資源供給的根本屬性，究竟是以公益化為主體還是放手市場化。正如新的醫改所指、近期多部門調研的“二次房改”，必須在明晰價值導向的基礎上，才能進行針對性的改革，并且其宗旨是為增進公眾福祉為首要，而不能異變為某些部門甩包袱和企業借機牟利之利益盛宴。

因此，面對水資源改革陷入的現實困境，有關部門的首要之責，就是確立改革的總體走向，并且交由全民討論、人大論證。在隨后的制度設計中，需確立透明、公開的成本及價格信息交流平臺，由獨立客觀的第三方審核機構予以實時監督，以保證運轉體系的合理性，賦予公眾更多權利救濟渠道，對環境治理的步伐同步加快，從根本上改變水資源價格“污染不治、投入上升、成本轉嫁、公眾埋單”的惡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