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高等教育國際論壇”在杭州開幕。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說：“中國最大的博士群體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場。”他指出相關行政管理者不懂學術規(guī)律，用行政手法對待學術問題，方式簡單粗暴。（10月27日 《錢江晚報》）

“中國最大博士群在官場”，喜耶憂耶？與之相佐證的數據是國務院學位辦主任楊玉良曾在“首屆全國地方大學發(fā)展論壇”上透露，和以前博士畢業(yè)后九成以上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不同，現在博士就業(yè)出現新動向，半數以上進入政府，當上了公務員。而最為生動的例子是重慶市所轄40個區(qū)縣的黨政一把手已有10余人取得博士學位。筆者把“中國最大的博士群體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場”稱之為“官場式博士”。

何以看待“官場式博士”呢？僅僅是一種高學歷崇拜嗎？答案顯然并非如此簡單，結合“官員級別越高越喜歡高文憑”的說法，我們發(fā)現，“一些國家部委領跑了‘官員博士化’進程，有的部委博士比例已占到了總人數的一半左右。在經濟發(fā)達地區(qū)和高校集中的省份，省部級、司局級、縣處級官員攻讀博士幾乎成為潮流。”種種細節(jié)無不揭示了一個惡性的事實：權力在領跑“官員式博士”，“官員式博士”的涌現難以擺脫權學交易乃至媾和的非議。

正是“官場式博士”的出現，才讓國家發(fā)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張平的中專學歷和江蘇省蘇州市委書記蔣宏坤的在職大專學歷顯得“另類”；也正是“中國最大的博士群體在官場”的刺目，不由得讓公眾對“官員式博士”的批量化、流水線般的生產模式產生了擔憂。

一個例子是，2008年6月被雙規(guī)的原中國證監(jiān)會副主席、西南財經大學博士王益，僅用約兩年時間完成經濟學博士課程，寫成博士論文，發(fā)表若干篇學術論文，并通過答辯。由于其工作地點在北京，而西南財大在成都，其如何上課、考試，都令人疑惑。全日制博士生在正常情況下需要3年多時間才能拿到學位，在職博士生往往需要更長的時間，而王益卻比正常學制的學生畢業(yè)還要快。試想，離開了權力的魔力，離開了權學交易的存在，這一切是可以想象的嗎？

“官場式博士”的出現與權力深度介入學術有關，高校和導師樂于培養(yǎng)“官員式博士”的背后是利益交換——官員拿文憑，學校和導師憑借權力資源去獲得更多的利益。說穿了，“官員式博士”無非是權力文憑和文憑腐敗的一個縮影。

“官場式博士”是通過權力的秘密運作，達到了權學媾和的目的，看似各得其所，實則是兩敗俱傷，一方面敗壞了權力的公信力，二是加劇學術腐敗。在權力“贏者通吃”的心態(tài)下，沒有任何一方能成為勝者，最終買單者還是整個社會。

“官場式博士”見證了學術權力市場化的膿包。全國政協(xié)委員、清華大學教授蔡繼明曾經上交了一份“要遏制黨政干部的文憑腐敗”的提案。蔡繼明認為，許多在校生10年寒窗才能拿到博士學位，但是一些黨政干部憑借手中的權力，課也不上，稀里糊涂就混到了文憑，這很不公平。當官員以權力謀學位，教授以學歷謀資源到來的時候，不但造就了“假的真文憑”，降低了教育系統(tǒng)的公信力，而且是意味著“劣幣驅逐良幣”怪圈的形成，危及了社會的健康運轉和公平競爭。

“官場式博士”是雙重腐敗的產物，一是權力腐敗，二是學術腐敗，并且，二者相互媾和，給社會帶來的危害不可小視。這是我們不能不正視的。就筆者的觀點，應看到“官場式博士”背后的社會膿包，早日戳穿并消除這種膿包產生的土壤，才是社會之福，否則，權學交易帶來的淪陷代價，就成為社會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