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已經進入第二年。廣州市社情民意中心發布的調查顯示，減薪裁員是金融危機最突出的影響。除了中小企首當其沖外，有高達四成的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已經減薪或計劃減薪。相比之下，黨政機關最穩定，減薪、裁員單位不到一成，其中，“已經裁員”的甚至為零。（《廣州日報》11月3日）

對于廣大工薪階層來說，沒有人愿意看到“減薪裁員”局面的出現，但在金融危機的大環境下，這又是一件無可奈何、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面對和接受的事情。無論如何，減薪總比完全的失業、無薪要強，裁員也總比徹底破產關門要好。但是，如果“減薪裁員”本身，在不同單位部門之間的分布是如此懸殊——企業達到或超過四成，而黨政機關卻連一成都不到，我們還能心平氣和地面對和接受嗎？

答案顯然是不能。因為這樣一來，一方面，將意味著收入差距的擴大——我們知道，多年以來，我國城鎮職工平均工資的基本分配格局，即使剔除私營企業職工，也一直都是:機關公務員最高、事業單位其次、企業最低。這種背景下，工資薪水原本就最低，卻繼續大規模“減薪裁員”，而工資薪水最高的反而能保持“最穩定”，兩者既有的收入差距，勢必擴大，造成一種雪上加霜式的馬太效應。

另一方面，這種反行的“減薪裁員”分布態勢，實際上也意味著對公職倫理的一種違背——并不直接創造社會財富，身為社會“公仆”的公職機關、公務員，在收入分配上卻比直接創造財富的企業職工，享有更優先優越的地位。而這種局面下，社會正常的人才流動、激勵機制也會產生一種扭曲——優質的人力資源不是被吸引集中到生產和創造財富一線企業，而是機關衙門中，造成諸如“最大的博士群在官場”之類的怪異社會現象。

事實上，正是為了彰顯這種公職倫理、與民眾共渡時艱，同時也是為了縮減政府開支、減輕納稅人的負擔，近年來，面對金融危機，許多國家都紛紛推出了大規模的公務員減薪裁員計劃。如美國加州政府不久前宣布，繼裁掉5000名政府雇員之后，保留崗位的政府雇員還將減薪至少10%——加上此前5%的減薪，該州政府雇員已累計減薪達15%。而在香港，今年6月也出臺減薪方案——高級公務員減薪5.38%；中、低級公務員則實行凍薪。

所以，無論從哪方面——捍衛公職倫理，還是維護分配公平正義，或者降低政府運行成本、節約財政資源來講，面對仍在持續的金融危機，在“減薪裁員”這件事上，有必要爭當表率，而不是躲在一旁獨自“最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