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云南省委宣傳部面向社會征集100名“媒體義務監督員”，加大對媒體監督力度。不少網民擔心這一新措施是“借公眾之手給媒體戴緊箍咒”。云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伍皓稱沒有監督，話語權也可能被濫用。（中國青年報 11月10日報道）

中國的媒體和媒體人從來不缺少接受監督的機會：比如想要成立一家媒體，就得拿到刊號，只是取得這個刊號比登天還難；比如想做一個記者，就得由一家新聞媒體替你報名參加省級培訓，然后需要考試過關，再上報到新聞出版署審核資格。除了這些監督，其他各類型的限制也都在虎視眈眈，比如云南現在就招聘“媒體義務監督員”來監督媒體的話語權。

媒體的話語權不是生來就有的，而是它作為一個社會公器，承載了公眾賦予的監督社會和政府的權利。媒體代表公眾的聲音，天然也就有接受公眾的監督的義務，包括報道事實，報道后果。而這種話語權的最大特點就是，媒體能夠在對新聞事實負責的基礎上自由地說話。強制接受某些人監督的話語權就像已經被閹割了，不再完整。

沒有永遠不犯錯的新聞媒體，只有永遠探求真相的新聞良心。某些時候，新聞報道難免犯錯，但是要注意的是，這種錯誤并不是媒體天然故意的。對于這種錯誤，應該給與媒體自己糾正的機會，因為這也是媒體在履行對公眾的義務。盡管也有給新聞人抹黑的家伙們，那么，他們觸犯了道德就讓道德譴責他們，觸犯了法律就讓法律制裁他們。

對媒體話語權最實際的監督是公眾的“投票”，這種“投票”是用錢袋子投票，當你的報道不符合公眾意愿的時候，不購買你提供的任何服務和產品也就是了。對媒體話語權的監督，不能止于宣傳部門征集部分“代表”，看見媒體的小尾巴就記在手里的“小本本”上。這不是一種常態的監督，因為，對媒體的監督必須是所有人的監督，不容讓某些人在前面引領。

對媒體最基本監督應該是有一部專門的法律，比如《新聞法》，最好清晰地劃定媒體的權利和義務，明確媒體和各方面的關系。但殊為遺憾的是，我國的新聞法還沒有成型。在這個時候，無論是用一個極高的準入門檻來保證媒體報道的質量，還是對媒體報道的事后監督，實際上都缺乏一個合法的標準。而此時的媒體義務監督員監督的標準是什么？能讓人信服嗎？

有多少只貓，就有多少只敢和貓游戲的老鼠。總想讓媒體帶著鐐銬跳舞，總想讓媒體成為某些人的發聲筒。不客氣地說，無論是高調到萬人關注的云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伍皓，還是其他地方保持相對低調的宣傳部門人員，他們無論用何種形式來監督媒體的話語權，彰顯的只不過是他們對媒體這個社會公器的不尊重。也許，某些人監督的不是話語權，是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