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是7次乘機屢吃“閉門羹”的原告范后軍，一邊是強調為了公共安全而“拒載”的被告廈門航空有限公司，備受關注的全國首例“航空黑名單”案歷經數次開庭后，近日終于法槌落定。10日上午，北京朝陽法院作出一審判決，駁回了原告范后軍的全部訴求。

輿論對此案的持久關注，并不僅因為其“全國首例”的頭銜，也并非對原被告之間勞資糾紛的追究，更非出于對是否侵犯原告人格權、名譽權的法律興趣。作為公民權利的守護者，媒體始終關注的，乃是“航空黑名單”背后的消費者權益，是司法之外的社會正義。

該案只是一起普通的民事訴訟，由于國內缺乏對“航空黑名單”問題的法律規范，原告只好選擇民事上的人格權、名譽權作為依據，訴訟的焦點并不是直接指向“黑名單”，所以法官才表示該案不會對以后的“黑名單”案有判例效應。但是，司法的暫時落幕在告知我們7次登機被拒究竟孰對孰錯的同時，也引發更深的思考：個人自由能否對抗公共安全？“航空黑名單”該不該存在？誰有權制定涉及限制他人權利的“黑名單”？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才是關涉消費者權益的要害。

在法律上，公民享有自由選擇公共運輸工具的權利，如果不是基于更為正當的目的，任何人不得妨礙。但是，航空公司作為特殊的公共運輸主體，同時具有確保航空飛行安全的最高義務。在今年7月舉行的廈航“黑名單”案相關法律問題研討會上，與會專家就認為，航空公司對會對航班構成潛在威脅的人員“具有拒載的權利”。民航資源網的調查也顯示，有72.83%的旅客支持設立“黑名單”制度。

既然出于公共安全這一更為正當的意圖考慮，即便認可了“航空黑名單”的正當性，那么這種極可能損害到消費者權利的公共制度，究竟要遵循怎樣的認定標準和程序？因為最樸素的自然正義法則告訴我們，任何人在作出不利于他人權利的決定時，首先必須聽取他人的意見。對于哪些人可以被列入黑名單，顯然不能由航空公司單方面說了算。

現在問題就在于，目前我國缺乏相關立法，航空公司的拒載存在極大的隨意性，司法救濟更是無法可依。早在2006年，甘肅發生的“機場拒載”事件就引起人大代表提議修改《民航法》。此次訴訟中，法庭也認為廈航在拒載時缺乏公開透明的告知程序，宣判后及時給廈航和中國民航局發送了司法建議函。

可見，正當的“黑名單”制度不能缺乏程序上的正義。我們在“黑名單”的選擇標準、確認主體、實施程序及司法救濟上，都有待設計具體的法律規則，讓其運行在公開、透明的程序中，同時為消費者提供有力的司法救濟途徑，以達到公共安全與公民權利之間的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