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個角度來說，綱要草案公布之后的再次聽取意見，仍難以回應這種質疑。以筆者之見，對于事關我國中長期教育發展大計的綱要的制訂，雖然針對的教育問題迫切需要解決，但在構思解決方案時，不應操之過急。從“發揚民主、集思廣益”的角度出發，很有必要再發動力量，在教育主管部門主導制訂的綱要之外，推出由不同機構制訂的多個版本的綱要文本。這些不同的綱要文本應體現不同的利益訴求，不是與教育主管部門的版本唱對臺戲，而是從不同的視角來為教改出謀劃策。

令人憂慮的是，雖然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今年發表的兩篇文章《百年大計，教育為本》、《教育大計，教師為本》中，提到了我國教育存在的深層次問題，媒體也報道了當前教育存在的八大“潛規則”，網友更是對新任教育部長提出包括“治理教育亂收費”等“五大期待”，但相關部門卻可能并沒有深刻地分析這些問題——就在前不久，還有教育部有關負責人稱我國高校的科研能力已經列世界第五、“亂收費”現象已經得到解決等。類似這些對教育問題的判斷，能引發怎樣的治理教育問題的態度與措施呢？

從國外的經驗看，重大教育改革往往會事先進行長時間的討論，這種討論不是單向的“收集”，而是充分的意見交鋒。從歷史的角度看，有學者指出，中國現代教育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改革——1922年壬戌學制改革，便是由民間知識精英主導。其方案從全國14個省提出的14份方案中擇優，最后經過全國省教育聯合會大會(又稱全國教育聯合會)討論修改確定。這些，對于當前的教育改革，應該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