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近年來中國社會的人才觀出現了一種畸變，用人單位對人才的要求不僅僅是“本科學歷”（這已經涉嫌學歷歧視），還加上了“名牌大學”、“211院校”等前綴。遇到博士，某些用人單位還要“查三代”，即本科、碩士、博士三個階段是否都畢業于名校，如果有一個環節不是名校，博士也將慘遭淘汰。案例層出不窮，近日第一學歷是大專的博士馮勤（化名）應聘哈爾濱理工大學，簡歷被拒收，它不過是無數學歷歧視現象中的普通一例。

一所大學招聘講師，不嚴肅看看人家在博士階段的研究成果價值幾何，就盯著母校是否出名，顯然是偷懶的也是很賤的人才觀。高考成績決定了第一學歷的成色，如此看重第一學歷，等于基本上否認了后續努力的價值；此外，對本碩博每個階段都要求名校畢業，不僅表明用人單位有著異常執著的名校崇拜，還表明用人單位在選聘人才方面的無知與狹隘。

高學歷人群擁有較大的競爭優勢，還遭到就業歧視，但他們或早或晚總會找到稱心的工作，而更低學歷的人群在這種低賤的人才觀面前，只會受到更激烈的學歷歧視，從而被排除在主流社會之外，這等于無端剝奪了低學歷者公平參與社會競爭的機會。一個社會整體進步的動力，來自于公平有序的階層流動，等級森嚴的學歷歧視顯然阻塞了底層居民上行的合法道路。一旦正常的上行路徑被堵塞，人們將會嘗試通過非正常的途徑來達成，而這，常常導致犯罪。

要改變這種不公平的社會現象，首先還是要從教育界開始，如果教育界的各種就業歧視不能被打破，那么教育界還有什么資格指責其他領域不夠公平公正，沒有給畢業生應有的競爭機會呢？

民國時，梁啟超向清華校長曹云祥舉薦陳寅恪，曹說：“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梁大怒：“我梁某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陳寅恪后來位列清華國學門的四大導師。差不多一百年過去了，在就業上的學歷歧視與今為烈。教育界人士，誰個不知學歷“查三代”之無聊與虛妄？但遇事時，哪一個能說句公道話呢？誰個不知大學在當下中國，其“國家單位”的屬性似乎遠較“教育機構”為大？縱是有人肯說這話，還有從善如流的大學校長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