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團體或者其他組織、個人在虛假廣告中向公眾推薦藥品，使公眾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依法承擔連帶責任。”日前，湖北省出臺了藥品監管方面的地方性法規《湖北省藥品管理條例》，《條例》中明確指出，代言廣告也要負連帶責任。

近年來，明星代言廣告頻出問題，極大損害了廣大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尤其是在醫藥廣告領域，一些名人出于巨額廣告費的利誘，在不作任何審查的情況下欣然登臺，利用自身的明星效應誤導廣大患者，已深受社會詬病。在這種背景下，湖北地方性法規的出臺更加令人注目。

就我國而言，由于缺乏成熟的行業自律，類似名人代言的規范治理還必須尋求政府的法律權威。但在當前，法律在規范明星代言上并未確立起足夠的權威，立法預設不全面、監管執法不嚴密、司法救濟不明確等，導致了廣告法成為“軟”指標，在秩序形成的“末端”上日漸乏力。

一般認為，名人違規代言屢禁不絕的原因是立法滯后，現有廣告法規的輕縱導致了明星的不斷越界。確實，國家立法對于代言人的責任設定還有模糊之處，例如，《廣告法》并沒有對代言者作出明確的法律懲罰，同時對違法廣告主、廣告發布者和經營者的懲罰也缺乏威懾力。但從整體看，我們規范名人代言并非“無法可依”。

以醫藥廣告為例，《廣告法》、《醫療廣告管理辦法》和不久前國家廣電總局出臺的《廣播電視廣告播出管理辦法》都明文要求，藥品醫療器械廣告禁止含有宣傳治愈率、有效率的內容，禁止以醫生、專家、患者、公眾人物等形象做療效證明。問題是，這些法律法規在違法責任的設定上，大多流于“宏大敘事”式的禁止性規定，而缺乏責任追究的細節性安排，一旦代言者出現立法禁止的行為，該如何追究、由誰追究、不追究的執法部門該承當何種責任等，都成了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