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說：“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余。”就現今的炒房現象而言，是在“損不足以奉有余”。而一個賢達的政府，自會善于運用自身的職能，調劑社會盈虧，不僅使貧者富者各得其所，而且使各階層的日子都越過越好。而稅收制度歷來是一個重要的調劑手段。

有輿論說“近年來國內擬收物業稅的消息，曾引起民眾的普遍不安”，筆者就疑心這種輿論是個煙幕。因為它回避了一個事實：粗看物業稅收不收是一個問題，其實更重要的，卻是怎樣收或以什么名目收的問題。假如物業稅“不論你有幾處房產，稅率都一視同仁”，那就只能說是又一次的劫貧濟富，而毫無調控意義。

通過調節稅收抑制房價，在國外早已不乏其例。新加坡也曾出現過房地產過熱現象，政府就征收過100％的個人所得稅，迫使炒房者退出,使投機性的需求減少，原來囤積的房子，包括開發商手上的房子也會吐出來。在韓國，稅率隨著擁有房產數的增高而提高，第二套房產如果出售，各項稅率相加高達50%，第三套則為60%。目前，國內富人動輒擁有幾十套房已不算新聞，若中國能如此效仿，不知有誰還會去炒房？房價怎會控制不住？

實際上，從社會和諧穩定發展的需要出發，一個合理而又積極的稅收制度，其原則理應是對生存性的需求予以保障，改善性的需求給予扶植，對奢侈性需求適當平抑，對投機性行為要加以打擊，針對住房問題亦是如此。為此早有專家建議，應對購買第一套自住房者免征物業稅或實行極低稅率，對第二套住房及以上的所有者征收超額累進的物業稅，這樣可以有效地打擊房地產投機活動。

其實，不用專家，這個算術平頭百姓也懂。可奇怪的是，咱們的決策者們面對這個選擇，竟忽然一個個地都變成了哈姆雷特：“做，還是不做？這是一個問題。”這讓普通百姓不能不懷疑，控制房價，非不能也，實不為也。

說到底，房價能不能控制，怎樣控制，就是決策者的“臀部”到底坐在哪一邊的問題：是坐在炒房族、開發商們一邊，還是普通百姓一邊？是愿不愿意采取上述抑制投機的稅收政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