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不出去不是因為沒有賠償申請，而是賠償義務機關不愿申請。這是因為，國家賠償在制度上與錯案責任追究捆綁在了一起。如果賠償義務機關確認賠償，并向財政申請賠償經費，則等同于宣告此為錯案。與賠償相伴隨的，是對案件承辦人以及相關部門的責任追究也將啟動。對責任官員及其各級領導來說，賠點錢事小，反正由財政支出，又不用掏個人腰包。但錯案責任追究事大。一些賠償義務機關就是在這樣的直接利益沖突面前，擺不正賠償與責任、賠償與政績之間的關系。

而在賠償制度，司法機關與嫌疑人或被告人，原本是“貓與鼠”的關系，到了賠償兌付階段，“貓”要向“鼠”賠償，那些抱持著“貓本位”主義死不撒手的官員，自然抹不開面子。在此等制度設計與基層官員“政績觀”的影響之下，國家賠償的步履維艱也就可想而知了。

近年來，張尚強式的悲劇并不鮮見。國家賠償難的背后，既有制度設計的疏漏，也有制度異化的現實。若要張尚強不再有無妄之災，在遭受災禍之后的賠償申請免遭山高水長之苦，修法是必要且急迫的。法律是妥協的藝術。利益各方都能接受的妥協只能來自于一個公開公平的立法博弈平臺。對國家賠償法的修訂來說，最關鍵的，就是要讓張尚強們以及更多的普通公眾能夠進入博奕平臺，只有普通公眾的利益訴求得以充分表達并進入立法視野，才能有效中和官員們的“自留后路”。賠償申請人已經在用他們的悲苦際遇，吸引媒體的關注從而表達出民眾訴求，這里的每一個張尚強都在催促著國家賠償法的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