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崇文模式”貫徹“生計為先”的執(zhí)法理念或成一廂情愿。“崇文模式”整合了城管、公安、工商、民政、勞動和社會保障等25個執(zhí)法部門的力量，通過聯(lián)合救助、就業(yè)幫助等救濟救助措施，試圖解決弱勢群體的生存難題。這些措施能否取得預期效果關鍵在于弱勢群體是否接受“崇文模式”的救濟救助。

對于城市失業(yè)人員、低收入人員等困難群體中的大部分來說，他們不會滿足于依賴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度日的生活，但是通常他們的就業(yè)競爭力又相當薄弱，可謂“高不成、低不就”，進行就業(yè)幫助的難度很大。對于進城農(nóng)民等弱勢群體來說，他們涌入大城市不是為了接受收容救助；他們中有的人有一技之長（如裝修、廚藝、少數(shù)民族工藝品等）不甘心于做一個普普通通的農(nóng)民工；有的人則屬于年齡偏大，難以找到其他工作，只好在街邊做小生意謀生。可見，“崇文模式”可能面對形形色色的行政相對人，其自始至終貫徹“生計為先”的執(zhí)法理念暗藏一廂情愿的危險。

盡管“崇文模式”可能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不足之處，但是作為一個新生事物，人們還是應該給予它應有的支持和耐心。與此同時，“崇文模式”也應該在具體的實踐中不斷地修正完善。因此，要想根除城市管理存在的一系列突出問題，“崇文模式”可謂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