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某省總工會對全省各類企業執行最低工資標準情況進行了專項調查，經過對1021家企業的調查結果顯示:42%的企業未執行最低工資標準，而且很少有用人單位因不執行最低工資標準而被處罰的。

社會調查結論如此，那么問問那些生產一線的打工者，國家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對他們意味著什么？恐怕相當多的人會很茫然。因為最低工資標準的調高，充其量只是在應聘談條件時作為底線來參考——— 現在全市最低工資標準是xxx元，我的工資總不能比這還低吧，僅僅如此而已。但事實上，以打工者普遍的弱勢來說，怕是會有相當一部分連這個底線也不敢爭取。

即使最低工資標準如此“軟弱”，如果遇上金融危機這樣的關口，標準還會再打折扣——— 因為“企業經營困難”，該提高標準時政府不敢提了，該較真“指導”的也不敢較真了。如此式微的最低工資標準，勞動者又怎么能對其“有感覺”呢？

前幾年，“工資立法”問題曾一度被提及，熱議者希望通過強制立法介入市場分配體系。在具體的做法上擬出兩個初步成型的手段:一是工資集體協商制度，通過行業協商提高職工待遇；二是在企業內部建立正常的工資增長制度，提高職工的工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