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承認，以上述兩個手段實現工資立法，當前的社會條件并不太具備。但是就其導向意義來說，卻遠勝于“提高最低工資標準”這樣的舉措。因為立法要解決的，一是改變工資只由老板決定的傳統，加大勞動者的協商話語權；二是改變“企業效益增長，員工工資不增長”的不合理狀況。第一個改變，需要建立一個維護自身權益的勞動者組織作為制衡力量來完成；第二個改變，需要通過加強對企業的監督、控制來實現。如果說目前各地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是因為我國經濟實現了V型復蘇，時機來臨，那為什么不充分利用同樣的時機，認認真真推進上述“兩個改變”的進程，讓《工資法》盡早出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