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中國人吃狗肉如同吃豬、牛、羊肉一樣心安理得，并無道德上的負疚感。造成這種差別，可能有這樣一種原因：狗對主人忠誠和對外人兇狠，在以追求個人價值為主的西方觀念中受青睞，但在以追求集體價值為主的傳統東方觀念中不以為然。至于西方人對中國人食用其他野生動物的詬病，則反映了人類追逐美食美味與力求保持生物多樣之間的沖突，在反吃珍禽，甚至反虐待動物方面，中西方并無太大不同。

怎么吃、吃哪些動物，反映了人類作為“萬物靈長”，投射于動物身上的人道主義的一種追求。中國人很早就意識到這個問題，并采取了一種折衷的態度，所以孟子對梁惠王以羊代牛“釁鐘”的行為積極肯定，并主張“君子遠庖廚”；印度早期的小乘佛教允許吃“三凈肉”(不是自己親眼看到或親耳聽到或專為招待自己而宰殺的肉)；當代西方人積極提倡對食用的動物進行“安樂死”。古往今來，人類價值觀念里這個東西是沒有消失的。

站在人類文化價值觀的角度，將食用貓狗入罪不能說完全有錯，但從中國歷史文化和現階段國情來看，這種做法犯了“動物福利保護激進主義”的錯誤。我們更要提防的是這樣一種傾向：為急于改變社會中令我們不安和憤慨的一些現象，力圖將法律懲罰介入到國民生活中的各個角落，甚至介入道德層面的評判。

食用貓狗肉不會導致中國社會“人心不古、禮樂崩壞”和對地球生物多樣性的破壞，不食用貓狗肉也不會使中國人道德更加高尚、社會更加和諧。我們可以提倡并鼓勵不食用貓狗肉，但無須大張旗鼓地將食用貓狗肉入法，這實在是小題大做，如被實踐，會產生很大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