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5天的爭辯后，文強案一審庭審于2月6日晚上結束。在最后陳述中，文強辯稱，公訴機關對其財產認定中，沒有計入其另一張銀行卡上發的工資。同時他不惜公布自己有大量違紀收入——稱平時過年過節下級單位送來的紅包、煙酒等“灰色收入”被計算得太少。（《廣州日報》2月7日）

所謂“灰色收入”，在現實中一般指的是一種介于合法收入和非法收入之間的收入。一方面，因為其獲取的途徑、方式并不光明正大，不具備社會公認的道德和法律上的合理性，所以無法被視為嚴格合法的“白色”收入。另一方面，又因為現行法律制度對于這些收入缺乏清晰明確的界定和規范，所以往往也很難歸入真正“黑色”的非法收入、腐敗收入。

以“灰色收入”為擋箭牌，在庭審中，極力為自己辯護、處心積慮地進行各種“巧妙”的遮掩腐敗設計，文強其實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手段最“高明”者——事實上，這已成為近年來許多貪官普遍采用的一種腐敗招數、套路。以最近受審的“葉樹養”案為例，身為廣東韶關市公安局原局長，貪腐長達20年，涉案金額甚至超過文強案，而在其漫長而驚人的腐敗“業績”背后暗藏的正是一系列精心設計、極盡“灰色”化的腐敗手法——如替人“辦事”并不馬上受賄，而是逢年過節收“禮物”，通過“時空轉換”，淡化貪腐痕跡；再如遵行所謂“不主動索要錢財”等權錢交易原則。

所以，和文強一樣，葉樹養案最終也出現高達千萬元的巨額來源不明財產。雖然，按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仍可追究這些貪官的罪責，但這些財產收入不能在嚴格準確意義上得到貪污賄賂追究，罪責被大大減輕、淡化，無疑又是一種巨大的反腐遺憾。這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貪官們以“灰色收入”規避反腐追究的腐敗招數，事實上是相當成功、富有成效的。

這種背景下，回頭再來看目前我國收入分配中“灰色收入”的驚人規模，也就并不會感到意外了。據中國改革基金會學者王小魯的調查，2005年，全國城鎮居民收入中沒有被統計到的“灰色收入”總計4.4萬億元，相當于當年GDP的24%。（南方網2007年6月12日）

由此可見，壓縮、根除“灰色收入”的存在空間、滋生土壤，既具有巨大反腐意義，也具有顯著的促進分配公平正義的價值。而要做到這一點，一方面，要從法律上嚴格明確合法收入與非法收入的界限，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無疑還是要從源頭上規范權力的運行秩序，既要強化權力運行的透明、可監督，又要壓縮權力的規模和數量——減少其占有和干預經濟的能力和范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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