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商報：文強為何抱怨“灰色收入”算少了

不得不承認，現在腐敗行為越來越有技術含量了。要不然，文強案也不會讓辦案人員如此皓首窮經，費盡周折。就在2月6日夜晚，在經過5天的激辯之后，文強案一審庭審結束了。在我看來，其中依然留存著太多值得探尋與深思的東西，比如，在最后陳述中，文強不惜公布自己有大量違紀收入——— 稱平時過年過節下級單位送來的紅包、煙酒等“灰色收入”被計算得太少。

很多人乍看到這個消息，或許會有被“雷住”的感覺——— 竟然有貪官當庭抱怨自己的“灰色收入”被算少了？難道文強真是被審傻了嗎？不過，相關報道明確強調，文強庭審幾天一直“精神狀態高昂”。也就是說，文強很清醒。他之所以強調“灰色收入”被算少了，恰恰就是利用其法律的“專業背景”，通過尋求鉆法律的“空子”，來最大程度規避自身的責任。道理最簡單不過，“灰色收入”并不在司法解釋之內，因為法律上只有合法和非法收入之說。所謂非黑即白，非白即黑，“灰色收入”這個模糊概念，已經成為一些腐敗官員逃避嚴懲的借托。盡管現行的《刑法》引入了“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但是在量刑標準上卻存在較大的彈性空間，在最高刑期上也并不具有足夠威懾力。不難想象，當文強用“灰色收入”這個筐能夠裝起越多的貪腐財產，就越容易消減自己應該承載的罪責。

我從來不愿對那些鉆法律“空子”的行為進行過多的指摘。因為更值得反思的是相關制度為什么會存在那么多的缺陷，給那些非正當與非正義的行為有了生長的空間。世界上根本沒有無緣無故的“制度缺陷”。所謂的制度漏洞，往往不是在制度制定時缺乏發現的智慧眼光，而是因為背后有著強大的利益推手。而那些背后的利益博弈力量，恰恰就是立法總會遭遇阻力的原因。就拿“灰色收入”這個老問題來說吧，只要有起碼的常識判斷，都能懂得灰色收入的實質就是隱性腐敗。

中國不一定有更多的文強，但卻有更大的灰色收入。經濟學家王小魯幾年前在《國民收入分配狀況與灰色收入》研究報告中，就把“灰色收入”界定為非法收入、違規違紀收入、按照社會公認的道德觀念其合理性值得質疑的收入，及其他來源不明的收入。他計算認為，“2006年中國居民收入中的隱性收入可能高達4.8萬億元，按現有統計數據約相當于2006年GDP的26％。灰色收入可能占其中的主要部分。”而這樣的“灰色收入”一般是到不了普通民眾的手里的，其中腐敗涉及的財富就占相當大的數量。

不難想象，在高達數萬億的灰色收入背后，會牽扯著復雜的利益博弈。這種博弈顯然就會滲透到制度立法的層面。其中最有說服力的例子，就是官員財產申報制始終無法出臺。現實之中的灰色收入表現形態實在太多，不僅僅包括國家機關與權力部門的不合理補貼、提成、福利、獎金，還有一些執法部門不合理的罰款等等。正如孫立平教授所言，“腐敗開始成為一種人人都要去適應的生活方式，甚至開始成為社會中一種被人們接受或默認的價值”。而就在這樣的方式與價值之下，才造成很多制度缺損，才使公共利益不斷遭遇掠奪。

文強抱怨“灰色收入”算少了，就是當前腐敗生態的一種現實隱喻。一個人的文強向公眾展現的巨大財富，只不過是灰色收入的腐敗洪流中一滴水罷了。而現實之中這樣極其龐大的腐敗洪流，除了在不為人知地暗流洶涌，就是通過淌進“灰色收入”這條制度溝渠，來使許多罪責消于無形，免于懲罰，從而導致社會財富分配不公進一步惡化，造成社會公正趨向更多的非正義。 （單士兵 媒體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