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汽車制造商戴姆勒(Daimler)栽進了“行賄門”。3月24日，美國政府指控戴姆勒公司在1998年至2008年間向包括中國在內的22個國家的政府官員行賄數千萬美元，從而換回了價值數億美元的合同。

跨國公司搞“洋賄賂”不是什么石破天驚的新聞:朗訊、西門子、沃爾瑪、德普、IBM、雅芳、摩根士丹利……這些名頭很大的跨國公司，都曾卷入“洋賄賂”丑聞之中。幾乎每一樁“洋賄賂”丑聞曝光后都會引發圍觀，不斷地圍觀之后是“洋賄賂”不斷地重演。不過，對“洋賄賂”的圍觀也不斷發生著顯而易見的進化。

最初的圍觀，總伴隨著半是惋惜半是自卑的感嘆。這一個個犯事兒的跨國公司哪一個的名聲不是如雷貫耳，而且他們在本土似乎也幾乎都是自愛和守法的楷模，奈何一到中國就折騰得如此不成體統了呢？中國古書《晏子春秋》里說:“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水土的不同，可能導致物種的變異。中國市場法治的不完善，是跨國公司大搞“洋賄賂”的重要外部原因。如此分析當然有其認識論的價值，不過，圍觀的“洋賄賂”越多就越會發現，這樣的解釋有給作惡者開脫的嫌疑。中國的市場經濟走過了30年歷程，對所謂“吃回扣”的認識也早已從灰色收入規范為商業賄賂犯罪行為。這一片水土，正在演變為不能容忍賄賂行為的水土。

和任何賄賂一樣，“洋賄賂”也不是一個巴掌能拍響的勾當。遏制“洋賄賂”，既要懲處送錢送物大搞腐蝕拉攏的跨國公司，也不能放過“吃人嘴短，拿人手軟”的受賄者。行賄受賄都有罪，這是法律現成的規定。從情理上來說，不要以為拿了跨國公司的東西我們自己沒吃虧，“羊毛出在羊身上”，私人受益的代價是國家吃更大的虧。讓人備感遺憾的是，我們甚至一度忘掉了“洋賄賂”中還存在一個并不“洋”的受賄者。尤其是，當那些在中國行賄的跨國公司被其本國法律追究的時候，我們將如何對待這些“洋賄賂”案件中的受賄者？這一點，似乎已經稱為當下圍觀“洋賄賂”事件的關注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