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當然不希望這一切發生,也不愿意總是盯著一個富士康不放,但職責告訴我們,必須把看到的真相告訴公眾。沒有一個生命,應該就這樣被了無痕跡地抹去。觸摸那些年輕生命曾經活著的證據,面對他們悲痛無力的親人,我們無法選擇沉默

“九連跳”,把富士康推到了輿論漩渦,人們也把目光聚集在了事發地深圳。但是,不應忽視的是,除了深圳這個大本營之外,富士康就像一個追逐廉價勞動力遷徙的候鳥,目前其生產基地已經遍布全國各大區,員工總數與深圳基地相當,多達三四十萬人。

本報記者經過深入調查,揭開了廊坊富士康今年以來發生的兩起非正常死亡事件。迄今為止,這兩起事件未見任何媒體報道,也未被計入富士康統計的“自殺率”中。

我們無法推測,在廊坊富士康、在其他的生產基地,還有沒有這樣未被公開的案例。我們只是知道,富士康在這些工廠沿用的都是同一套經營管理方式,而且這些地方工資待遇只會更低、用工環境更不規范。招收了還不滿16歲的女工,就是證明。但我們還沒有看到類似問題被揭出。

我們當然不希望這一切發生,也不愿意總是盯著一個富士康不放,但職責告訴我們,必須把看到的真相告訴公眾。沒有一個生命,應該就這樣被了無痕跡地抹去。觸摸那些年輕生命曾經活著的證據,面對他們悲痛無力的親人,我們無法選擇沉默。

筆者注意到,在富士康自殺事件接連被曝光以后,人們在拷問富士康的管理制度、企業文化,呼吁改革用工方式,提高勞動者待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關注新一代打工者的權益和精神需求。這都是深刻而理性的反思。但與此同時,也出現了另一種聲音:不應把責任都歸咎于一個企業,這是社會的問題,富士康的自殺率還遠低于社會平均水平。

這的確是一類企業的問題,也是對一類企業管理存在空白點的問題。

在問題被集中暴露之前,富士康對于我們來說,是一個神秘的賺錢王國,是打工者向往的“好廠”。其獨特的內部管理模式、企業文化,外界只有零星的傳聞。員工數萬甚至數十萬的富士康工廠,就像一個小型的“獨立王國”。人多的地方,自然形成一個社會,但在富士康內部,這是一個功能極度殘缺的社會。企業安排員工的工作,通過自設的保安部門管理他們的日常生活。在廠區內,企業的法則,代替了政府的管理職能,也取代了社會的服務功能。

富士康員工,被有意無意地分割成一個個分散的個體,缺乏組織,也缺乏關愛,員工之間也輕賤地互稱“屌毛”。據知情員工介紹,在深圳富士康,為員工維權的工會,只有區區幾個人,工會主席還是富士康老總的助理,很難指望他們能代表工人權益。而管理廠區日常生活的保安,一直以嚴苛著稱。據富士康員工說,保安打罵、罰站等都是家常便飯,甚至還私設公堂、限制員工自由,某些行徑與黑社會無異,卻不受外界監督和制約。近日,網上流傳一段北京富士康保安圍毆員工的視頻,證明富士康保安的霸道并非只是猜測。

媒體并非只盯住一個企業。最近還有山木培訓集團原總裁宋山木對女員工的不光彩行為。不論對宋山木是否最終定罪,可以肯定的是,作為一家教育培訓機構的負責人,與女員工發生了不道德的行為。從有關報道可以看出,關上培訓集團的大門,宋山木似乎就成了“國王”,還有舉報稱其對當事女員工“威逼利誘”。如果沒有女大學生羅云的舉報,在我們的印象中,宋山木至今還是那個頻頻在街頭廣告和央視春節晚會上露面,笑嘻嘻的胡子大叔；他在自己企業王國中的另一面,還是會被那堵隱形的圍墻掩蓋得嚴嚴實實。

從富士康到山木集團,私企高聳的管理圍墻內究竟都發生了什么?企業規模再大、制度再森嚴,畢竟只是一個社會公民,不是“獨立王國”,總要接受法律的約束、服從政府職能部門的管理。然而,在圍墻之內,我們看不到企業工會為保障員工基本權益奮力；在圍墻之外,我們聽不到地方勞動保障部門、監察部門、工會組織主動發聲。

解剖富士康、山木集團這些典型,恰恰可以為解決所謂社會問題尋找一個出口。當富士康的問題逐一暴露,人們自然會追問,那些負有管理之責的機構和部門,扮演了什么角色?為什么放任企業成為圍墻內的“獨立王國”,而輕易放棄了監管和服務之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