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時代，移民是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但最近一篇關于中國富人紛紛移民海外的報道，卻引發了廣泛的社會關注。報道中說：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機構協會的數據顯示，2009年中國再次掀起投資移民海外的熱潮，2009年到美國投資移民的EB-5類簽證的中國申報人數已經翻了一番，從2008年的500人上升到超過1000人。

富人為什么選擇移民？一位移民加拿大的富人的自述最有代表性：“我選擇這條路主要有三個原因：一、國內的投資環境不好，你想投的他不讓，他讓投的不掙錢；二、各種稅費太高；三、現在貧富差距這么大，說不定哪天又要均貧富，太沒有安全感了。”

對稅負過高的指責和對社會所謂“仇富”心態的擔憂，的確是中國富人的流行話語。但這種話語恐怕與事實不乏出入。資料顯示，中國的稅收呈富少窮多的逆調節態勢，經濟學家茅于軾等人也說，現行稅制實際是累退性質，富人的大部分收入沒交稅。正是基于這種現狀，當下調整收入分配的呼聲高漲，但這顯然不是“均貧富”，而只不過是要讓社會回到正常的軌道上。現在調節還遠未啟動，富人就開始抱怨稅負過高，只能說明他們對生活的預期建立在社會不正常的基礎之上。如果僅僅是這方面的預期沒有實現就拍屁股走人，也沒有什么可惜的。而抱有這種預期的人，即使移民海外，恐怕還會繼續失望下去，因為富人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是國際潮流，特別是在一些福利國家，富人的稅負遠遠不是國內的富豪們能夠想象的。

用“仇富”來說事有時更像矯情甚至是要挾。越來越多社會精英人士手持綠卡，卻仍在國內經營企業或者工作，對此一位移民富豪坦承：“在國外，基本上掙不到錢，年投資回報率在15%左右，就已經算是暴利了，但在中國還算是低的。”這真是一幅意味深長的圖景。一方面，富豪們在國內投資收獲了“暴利”，也明知自己超常的贏利能力深植于現實的土壤，不忍舍棄；另一方面，卻又希望社會永遠優待自己，調整國民財富收入差距的呼聲乍起，馬上驚呼稅負太高，指責人們“仇富”，聲稱要移民海外。這不恰恰表明，社會以往給予他們的優待太多了嗎？

富人享有特殊權益的社會是不正常的，這樣的時代早該成為歷史。但是，一個正常的社會卻理應給富人另外的預期，這就是風險可以預測，企業家精神將會受到保護，整個社會體系依據透明的規則運轉。在這樣的社會里，一個富有企業家精神的人肯定大有可為，因為除了市場因素，他就不必擔心某種不確定的風險。這樣的社會是鼓勵創業鼓勵致富的社會，也是一個能夠催生富人責任感的社會。

對安全感的渴望是人的本能，社會致力于給富人提供安全感實際是一種多贏，因為富人缺乏安全感的社會，窮人同樣也不會有安全感，反之亦然。當下的緊迫問題是，社會該怎樣讓富人們感到安全？事實證明，賄賂權力，使其化公為私來保證資本的安全是一杯甜蜜的毒藥，對權力、資本乃至整個社會都有強烈的腐蝕作用，而且即便暫時獲得了安全感，也必然是虛幻而不穩定的。黃光裕從商業奇才墮落為階下囚，就是最好的例證。黃光裕案折射的與其說是富人的原罪，毋寧說更是社會的病灶。為什么黃光裕們往往習慣于通過和權力聯姻來獲取安全感？當社會嘲笑他們的時候，是不是應該加緊做點什么？

對一個國家來說，富人過多地選擇移民，代表精英和財富的雙重流失，而且也意味著這個國家道德資源的削弱。有評論指出，“目前富人移民海外，我們應該反思。要留錢，先留人；要留人，先留心。”“先留心”當然是對的，但如何留心是一個問題。是依靠一時的安撫，就像“愛哭的孩子多給糖吃”一樣，還是依靠法治，提供一個公正、公平的施展才華的環境，使其傾力創富、安心享富？答案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