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武安教育局長被免職當晚簽發數百封調令事件”之后，又有湖南耒陽幾乎完全雷同的集中教師調令事件發生：近日，湖南省耒陽市教育局一日簽發167份調令，將大批農村教師調往市區學校任教。目前，涉及此事的耒陽市教育局局長王宗江已被雙規，主管人事的副局長賀洪興也因收受賄賂被決定逮捕。（《法治周末》5月24日）——雷同的調令簽發理由、雷同的權錢交易情節。于是，輿論很自然地將對此事的關注焦點集中到“腐敗”角度，視之為又一起惡劣的“突擊腐敗”事件。

其實，在我看來，此事的腐敗性質固然十分明顯，但又遠不只是腐敗、不止于腐敗——其所見證的，與其說是突發的官場腐敗，倒不如說是常態的教育困境。因為如果不是由于涉及權錢交易、事情被做得過于惹眼露骨，“時間倉促、動作太大”，“一日簽發167份調令”，在現行教育管理體制和制度下，教育局及其長官任由自身意志“調令”下轄的教師，實際上是完全合法、不容置疑的。

但是，如果站在教育本身作為權利的角度，這樣一種教育當局隨心所欲通過一紙“調令”便能支配一個教師職業前途，而教師只能被動“聽令”的做法，還那么不容置疑嗎？人們要問：在這里，教師之于教育管理的參與、選擇、監督權何以體現？那些“因教師突然離崗進城，造成教室無老師上課”的農村學生的受教育權利、家長的權利，何以體現？整個社會公眾之于教育的知情、參與、表達、監督權，又何以體現？

據耒陽市教育局一位工作人員透露，此次調動的一條重要“標準”實際上是：“適當照顧關系。如一些關心支持教育事業的職能部門領導親屬以及一些長期在基層工作的校長的妻子。”顯然，這樣的教師調動“標準”，絕非權利的標準，亦非教育本身的標準，而只是地道的權力標準、既得利益標準。

在強勢的行政權力、長官面前，在盤根錯節的既得利益面前，教育只有“聽令”的義務，而沒有多少自治自主的權利，無疑并不只是教師獨有的命運、也并非人事管理中獨有的現象，其他的教育主體、教育管理領域同樣難逃于此。比如，學生選擇學習方式的權利、學校自主辦學的權利；再如，入學招生、課程設置、考核評價等一系列教育環節過程中教育的權利，在時下的教育現實中，幾乎無一不是似有實無、殘缺不全的。這正如日前有評論指出的，“教育領域，還停留在計劃經濟階段”，“今天所有對教育領域的管制形式，幾乎都和計劃經濟時期的政府對經濟的管制一模一樣。”（《南方周末》5月20日）

因此，對于“167份調令”，我們不能僅停留于“腐敗”表層的簡單觀察和分析，其背后折射的教育及其權利本身的深刻困境，實際上更值得和需要深入檢討。這樣才有可能讓我們正在啟動實施的新一輪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真正落地生根、前途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