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農民付強的蛙場被劃入了工業園區，在補償沒談好的情況下，施工者放炮開山，大批蛙在炮聲中死去。付強由此與爆破公司展開了訴訟。不過，原以為勝算在握的付強，卻等來了一場打輸的官司。今年6月，付強的律師查閱卷宗時，發現了一份李渡新區管委會發給法院的“公函”，要法院駁回原告訴訟請求，并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 此前，與政府達不成補償協議的付強，還被當地警方多次調查。目前，他在期待著不受政府干預的二審判決。（6月28日 東南網）

類似的政府向法院發函，公開干涉法院判案的還有一例：2007后，內蒙古自治區蘇尼特右旗人民法院在審理峰雷礦業有限責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振峰涉嫌非法持有彈藥案時，收到所在地政府一封公函建議法院在法律適用上對李振峰能夠減輕處罰。

有人稱，李渡新區管委會發函給法院，是政府干涉司法的表現。這話當然也對，因為政府在打官司時，可以提出自身的“辯護意見”，卻不能用威脅的口氣，用法外的事情來影響判決。但我們更應當注意到，李渡新區管委會其實從行政關系上無法制約涪陵區法院，資料顯示，李渡新區不過是涪陵區下屬的一個高新開發區，涪陵區法院的人、財、物都不在李渡新區控制和管理之下。因此，李渡新區只能是用“將會造成原告纏訴或者上訪，并且不利于處理另外三戶養殖戶的訴訟。我們想：這也是一二審法院都不希望發生的后果！”之類的話語來威脅法院。換句話說，如果是涪陵區政府的話，那么根本不需要勞什子公函，直接由政府官員給法院院長一個電話就足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