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近日擬取消路橋費年票制，改按照次數收費，車主需繳納的費用上漲約1.5倍。官方稱調整收費方案是為了還清修橋欠下百億元債務。由于整個聽證會上19名代表只有1人反對，其余18名代表均表示同意或“原則同意”，民眾對聽證會的合理性表示質疑。(6月28日《廣州日報》)

聽證會成走過場，這已經不是新聞了，本文無意就此再浪費哪怕一滴口水。我所關注的是另一個更為核心的問題，那就是：由政府部門來全額貸款修橋建路的正義性、合理性與有效性。如果換成疑問句，也可以說：橋梁道路等城市基礎公共設施，作為公共產品究竟該怎樣被供給？

如新聞中所報道，“六橋一隧一路”的回購和建設總投資為141.52億元，投資來源全部為銀行貸款，每年僅利息就得十多個億；然而，去年武漢全市收取的路橋費僅有4.12億元，還不足以償還一半的利息。照此計算，即使價格上漲1.5倍，每年償還銀行利息仍然有困難，更談不上歸還本金了，“六橋一隧一路”的免費放行只能是遙遙無期。

于是問題來了：首先，既然地理環境決定建橋建隧是城市發展的必然，為何資金來源卻全部都是銀行貸款？如此重要的基礎設施建設，政府財政難道不該加大投入嗎？退一步說，即使地方財政確實不夠寬裕，那也該有多少錢辦多少事慢慢來，豈能不管不顧放著膽子找銀行借錢，然后隨便找個借口就從民眾口袋里掏？再退一步說，貸款修橋建路之前，肯定也應該是做過有關測算的，怎么直到收費政策實行以后，才突然發現不提價就維持運轉不下去了呢？

我以為，一個合理的基礎設施建設模式，不應該是先不管三七二十一建設，然后不管三七二十一收費，如此出爾反爾不僅有違契約精神，更有損政府形象。相反，按照“科學發展”的要求，辦事的程序應該是：先衡量自身的財政投入以及需要借貸的數額，然后評價民眾可以接受的收費政策，確認兩者能夠達到基本平衡，再經征求民眾對于收費政策的多數同意之后，方能對一個項目正式實行貸款修建。

唯有經過這樣的前置程序之后，貸款修橋建路的收費政策才真正稱得上正義，而且，由于事前征求過民眾同意，繳納收費之時才不會怨聲載道。非經事前公開論證，盲目貸款盲目上馬又盲目提高收費標準，則根本沒有合理性可言。如果決定修建項目是官員拍腦袋，制定收費政策還是官員拍腦袋，那么即使該項目不是什么形象工程，即使官員確實為此費心費力，民眾也不會同情而只會抱怨，更別說，臨時大幅提高收費標準的出爾反爾了。

事實上，類似全額貸款修橋建路，由政府部門操持的效率高低，本身就是一個大問題。這里面，一方面是存在尋租腐敗的空間，同時讓建筑質量淪為自我監控；另一方面則是，收取再高的費用最后都可能淪為“養人費”，貸款遲遲還不上也就成為必然。既是全額貸款，為何不能交由市場去做，而政府只做一個獨立超然而又嚴格凜然的監管者呢——定下建設要求，定下經過公眾同意的收費標準和收費時限，余下的就讓企業去競爭，政府只負責嚴格監管企業的執行情況，豈不是更有可能符合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