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登先生因捐獻文物所獲得的回報，一再被官方提及，甚至在正式通報中也沒有忽略。這是不是要暗示人們，卓登先生捐有所得，政協待之不薄，所以無須糾結于文物下落；或者卓登先生的捐獻與政協的回報事實上具有交換的性質，所以卓登先生在交易完成后再談文物下落，顯得不厚道呢？

我們不去猜測咸陽政協為何一再提及卓登先生的戶口和政協委員身份的來歷，只知道若非卓登先生反復究問文物的下落，那么這批捐獻的文物下落可能永遠成謎。而事實是，哪怕這種究問已經使文物下落成為公共事件，咸陽市政協不得不予以通報，這些文物仍然沒有完全弄清下落。

這起捐獻文物失蹤事件，使咸陽市政協這個國家機關的信譽搖搖欲墜，并且不可避免地使人們延伸解讀，去設想公共生活中其他機關的信譽。卓登先生向咸陽市政協捐獻文物，無論作為公民、捐獻者還是政協委員或前政協委員，他有權了解捐獻文物的保管情況。

然而，咸陽市政協在長達10年左右的時間里，對卓登先生的詢問不予答理，好像這是無須理會的糾纏，或者是“你給文物我辦戶口”的交易完成后不該再有的取鬧。而事實最后證明，一個公民向國家機關的捐獻，確實只是公民捐獻熱情蒙受了欺騙，捐獻品并未受到良好的管理，受捐機關已找不到一件捐獻品，那些文物被借走無還甚至不能確知借走的件數，還因為“經費問題”被“私人保管”，而且沒有任何人知道他們在保管文物。

咸陽市政協是否表示了對這批價值數千萬元的文物失散承擔責任呢？沒有。咸陽市政協是否會追查這些文物保管不善的責任呢？也沒有。咸陽市政協只是通報了情況，沒有表示任何態度。如果說有態度，那就是盡管近10年來一直是卓登先生在詢問這批文物的下落，但當他們要通報這些文物的情況時，不通知卓登先生出席，而且在卓登先生聞訊而至時，還要求他“配合政協的工作，離開會場”。

這就是說，咸陽官方拒絕承認卓登先生與事件的聯系，拒絕承認卓登先生具有獲知情況的資格，這個捐獻人、長期關注者必須被排除在通報會之外。你捐獻了文物，獲得了城市戶口，當上了政協委員，好好享受城市戶口和政協委員待遇就是了，還要去問文物下落，官方不高興，不想看到你。

卓登先生的遭遇，其實可以推而廣之。例如，你捐了款，就不要問款子怎么用，否則人家不高興，不想理會你。你應當相信款子都用得其所，你一懷疑，那就是居心可疑，雖然款子確實已不知去向。例如，你應當服從權力，不要問權力用得對不對頭，否則你就很令人討厭，不理你還是輕的，要理你的時候，你的麻煩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