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上訪成了敵對勢力，除了這次湖北打人，那本湖南日記中的各種應對舉措也就順理成章：“要主動出擊，……請公安按敵對勢力辦。”“繼續發動打擊一批，判一批，教育一批”。“對組織策劃，上京，鬧事的，采取勞教處理”。“他們只是少數，我們有勝(盛)大的物質幾(基)礎和政法機構。全力一服(以赴)不容許……”“在(再)有拆遷戶上訪，由街道和指揮部配合做工作，做好拆遷談話記錄，由袁正恒局長負責。打擊由陳大慶(區委常委、政法委書記)負責。”“到信訪局聯系處理。法制辦對達不到違法的拆遷戶，辦學習班。”以上文句多有不通，但原文如此。這是一份極為真實與難得的權力自白，它夠格存入國家歷史檔案館。讀了它，誰還會奇怪那位老婦挨打呢。

頗喜劇的是，受害人挨打后，當地公安不斷找受害家屬說情，請求法外開恩，從輕處理，甚至不處理。求情的玄機不在于不能處理那六名打手，問題是如果這樣處理，以后工作怎么辦。上訪那么多，敵情那么嚴重；而且現場的判斷只有現場的人才能作出，誤會在所難免。因誤會而處罰，以后這活誰來干。看來，在敵對勢力的邏輯框架下，權力也有權力的難處。

本來沒有敵人，但有一種思維(出于它自己的利益需要)，卻會制造敵人。恰恰是這種思維以及由此導致的行為，極易造成社會不穩(有敵人的社會當然不是穩定社會)。于是，只好用納稅人無償提供的公帑去維穩，什么時候，我們才能走出這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