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湖北省孝感市中級人民法院發文，免除馮繽助理審判員職務。妻子工作10年卻被辭退，身為法官的馮繽為幫助妻子維權，穿著法袍多次上訪，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有人將其遭遇看作法律的悲哀，也有人認為，馮繽的“執拗”表現了他對法律的信仰，值得肯定。（7月27日《中國青年報》）

如果說幾天前“廳官太太被打”作為一起公共事件，被認為是“還原了普通上訪者的悲情”，那么現在“穿法袍法官上訪”被撤職事件，則讓我們看到了一個“非典型上訪者”的維權之艱。

說馮繽是“非典型上訪者”，無非是源自他的特殊身份——法官。這也正是這一起公共事件的“看點”和價值所在。我們知道，法院被認為是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而法官就是這道防線的守門人。拋開馮繽妻子與法院在勞動權益的糾紛上，到底孰是孰非的問題。因為上訪維護自己的權益，夫妻雙方就被所在單位雙雙“免職”，這卻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的。這說明，法官的維權成本，也是相當高的。法官的權利救濟尚且如此艱難，普通公民的維權救濟之難，則不難窺知。

法官穿制服戴國徽上訪，在此時，法袍和國徽，其實已經成為了公民維權的一個籌碼和道具。因為普通上訪很難引起“轟動”，也很難引起領導重視，更難以得到權利救濟。“不走尋常路”此時就成為了公民上訪維權的“終南捷徑”。法袍本應是法官權威的象征，是彰顯公平與正義的服飾。但在這里，卻成為公民維權的籌碼和道具，這種行為藝術，也成為了公民維權現實狀態的一種隱喻。

要讓普通公眾在遭遇不公后，還對社會抱有希望，就必須讓弱者花費較少成本，就能維護自身權益，這是樹立社會公平的條件之一。“小人物”的維權成本越低，越有助于促進公民社會的生長與勃興。而從被還原的“普通上訪者的悲情”影像，到現在的“非典型上訪者”的維權之難，讓我們看到的，卻是另一種沉重。

馮繽說,自己這樣做既是為了家人,更是為了自己一直以來的法律信仰，“我就是要用我的經歷告訴全社會,不是所有上訪人都有精神病,不是所有上訪人都沒有冤屈而無理取鬧,不是所有上訪人都不懂法律”。正如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威廉·倫奎斯特所說的：在法院之墻“外面的”某處，流傳著公共輿論的潮流和趨勢，它們輕拍著法庭之門。無論如何，“非典型上訪者”的行為藝術維權事件，的確應該引起我們的反思。因為，它傷害的，不僅是公民權益，還可能是法律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