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民康志軍因云南英茂煙草通訊股份有限公司未為其辦理3年養老保險，多次到社保局反映問題未果。7月26日，康先用仿真槍威脅工作人員，后用匕首向對方連刺5刀，致工作人員重傷。據警方通報，康被捕后稱他此前已謀劃2年。（云南信息報7月27日）

雖然新聞進一步了解到康志軍性格的孤僻，但要將眼下這一幕簡單地歸結為康志軍個人的性格分裂，這難免有無視事實，墮入先入為主誤區嫌疑。事實上，在康志軍“謀劃”的這兩年間，其先后“到市勞動仲裁中心、西山區法院、昆明市中院上訴，但都敗訴”。

依據《勞動合同法》、《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社會保險費征繳條例》，康志軍原來工作的單位英茂煙草公司理應為其辦理社會保險，這是康志軍的合法權益，當此種權益受到侵害時，他有權向當地勞動保障大隊投訴，或者直接申請勞動仲裁委員會仲裁處理。僅從新聞提供的信息看，康志軍傷害社保局工作人員，這與其維權訴求不應存在直接聯系。理論上，其要么通過勞動保障大隊，然后勞動仲裁委員會，然后法院。

然而，兩年來康志軍按照法定程序申訴上訴，但不知到底是因為什么，看似在法理上穩抄勝券的康志軍卻出人意料地遭遇屢屢敗訴的“霉頭”。有理卻無法伸張，放在任何一個人的身上，都無法理解，都難免積郁成疾。正當維權機制一旦擁塞，維權者要么只能忍氣吞聲，自認倒霉，要么蓄聚為一種極欲渲泄的情緒，只不過這一“霉頭”落到了街坊眼里的性格孤僻者——康志軍的頭上。

猶記起，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全國總工會曾披露，在城鎮就業人員中，養老、醫療保險參保率僅為62%和60%。而農民工的參保水平更低，參加養老、醫療保險的不足20%和31%（新華網3月10日）。參保率低是一方面，由于轉保體系的缺失，退保現象同樣普遍。去年，因受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的影響，一些省份對參保不似前幾年那般積極，有的甚至睜只眼閉只眼，導致參保率出現下滑勢頭。

正是基于對社保參保率不高的深深憂慮，全國總工會多次呼吁，要提高基本社會保險的法律強制力。也正是基于對擴大參保率的考量，財政部部長謝旭人拋出了將社保費改成社會保障稅的建議。應該說，這樣的學術探討頗有積極意義，但無論是費還是稅，能否體現制度的良好初衷，惠及更多群體和個人，必然離不開法律的有效捍衛。尤其是當前處于弱勢地位的勞工，只有其權益保護通道實現順暢，才可能實現同用工方的相對制衡，勞資博弈才可能從紙面走向現實。

無論是受到傷害的社保局工作人員還是康志軍，如今的這種結局都是一種悲劇。康志軍肯定會因為自己的魯莽而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其屢屢維權的無力與無望，無疑壓斷了他那寄予希望的稻草。就本起事件而言，也許我們更應該拋開康志軍個人性格缺陷，以及這起傷害案件的表面現象，以更多精力深挖社會保障體系的陋缺，當然還有公民合法維權通道是否暢通這些更深層次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