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情形，也不獨獨是面對氣候問題時才有。英國著名社會學家吉登斯將這樣的反差斯命名為“吉登斯悖論”。在其專著《氣候變化的政治學》里，他透過人類社會對氣候變化的應對，分析了西方產業政策、技術創新、地緣政治和國際政治格局的變遷。在他看來，除了經濟競爭、政治博弈、歷史等方面的原因外，人們對氣候危機的反應遲鈍，可能與政治動員的力度和方式有關。

為此，在書的末尾他對政策制定者提供的若干解決之道中，第一條就是要各國采取積極的方式來動員公眾，用夢想去消解噩夢。吉登斯說，不妨設想一下，如果當初馬丁·路德金高呼的是“”，而不是“我有一個夢想”，美國民權運動的歷史大概會改寫。“恐懼和憂慮并不一定是好的鞭策，尤其是當人們認識到風險是無形的，或者以為風險離得很遠的時候。”

噩夢，還是夢想，這真是一個十分有意思的對比。雖然只是一詞之差，卻足見其中蘊含的政治智慧。夢想可以激發民眾的政治熱情，噩夢也不是毫無用處。當希望一個社會的成員都能意識到任何革新都會導致災難的時候，“你的噩夢不遠了”就是最趁手的工具。

夢想也好，噩夢也罷，我們的日子也就這樣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