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對中國新聞界來說，是驚心動魄的一天，“記者報道內幕遭通緝”事件從悲劇開幕，以喜劇收場。面對公共輿論的強力關注，在200多家媒體記者的上門“圍攻”下，麗水市公安局責令遂昌縣公安局立即撤銷對《經濟觀察報》記者仇子明的刑事拘留決定，并向其本人賠禮道歉。仇子明在經過數天的“潛伏”后，終于可以“浮出水面”。

但是，一名記者的被解救，并不能被理解為媒體和公共輿論的勝利。因為公權力的退讓，更主要的是迫于壓力而不是出于自覺，只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不會從刑拘制度層面作反思和糾錯。類似這樣的“報復性執法”事件，一旦有了適宜的土壤，仍會相機而動。

在我們慶幸仇子明脫困的同時，兩則與之相關連、卻沒有引起我們重視的事，同樣值得我們去關注、去反思。一則，因轉載仇子明關于凱思股份關聯交易內幕報道而一同被通緝的發帖人，杭州紫晶置業財務總監翁安余，盡管同一天被取保候審，但該案子尚未了結，翁仍需隨傳隨到。

另一則，當200多家媒體云集麗水采訪“記者無端遭通緝”事件時，28日早上，又一記者出事。浙江人民廣播電臺浙江之聲“陽光行動”欄目獨立調查記者陳文光到麗水市蓮都區紫金街道蘆埠村采訪其村里“問題”休閑山莊一事，遭該村委副主任曾國峰“圍搶”，采訪設備被損壞，陳文光被送入院觀察。目前，當地公安局已介入調查。（據7月30日《青年時報》）

這說明，在當下，輿論監督的生態環境依舊惡劣，各種地方勢力仍會以種種方式，包括暴力手段，千方百計阻撓媒體記者的批評報道。輿論監督危險重重，法治建設任重道遠。

在關注記者無端被通緝的同時，我更關注的是小人物翁安余的命運。他不像仇子明，有《經濟觀察報》撐腰，有全國媒體同行聲援，有中國記協的介入關注。他只是一介平民，人微言輕。我們從媒體的報道中，很難找到他的聲音、他的遭遇細節，他的與記者仇子明同樣強烈的脫困愿望。正因為他的平民身份，不會引起媒體和公眾關注，所以只因轉載了正規媒體的文章，就被刑拘，即使沾了仇子明被撤銷刑拘決定的光，獲準取保候審，仍須隨傳隨到，巨大的司法陰影依舊壓在他的身上。

翁安余轉載的不過是一家媒體的公開報道，不是非法信息，也不是坊間謠言，危害不了社會秩序和公共安全。只是，他所轉載的文章，損害了本省企業的形象，放大了媒體批評報道的效果。他所不懂的是，自河南靈寶警方跨省追捕發帖者成為公共輿論焦點后，不跨省的追捕仍然存在；他同樣不懂的是，遂昌警方可能治不了外地的大報記者，但治治省內像他這樣的小人物卻是太容易了。

媒體有話語權，可以利用自己的陣地營造輿論壓力，記者也有廣大的同行，可以匯聚成強大的話語力量。而翁安余，他是無助的，個體的力量在執法者面前更顯渺小。權力越界針對的更多是個體，所以，即使翁只是轉載了媒體文章，比起記者可能“涉嫌損害商業信譽罪”更無足輕重，卻可能受到更加嚴厲、更加無所忌憚的懲罰。故而，在記者仇子明被撤銷刑拘決定、并獲得賠禮道歉后，他仍得身背刑拘決定，隨傳隨到，惶恐不安。

比起記者，我們更應當關注普通人的命運，因為個體的遭遇，代表了大多數人的遭遇。正如我們在關注“廳官夫人被錯打”的同時，更關注的是“被打對”的更大多數上訪者群體。“記者報道內幕被通緝”之所以引起公共輿論強烈反彈，是因為這起事件過于極端和不合情理，讓我們震驚。而廣大民眾的個體遭遇，常常被我們所漠視、淡忘。其實，他們的無助和痛楚，才是更真實、更普遍的現實，關注了他們，才是關注了真正的大多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