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柘城5名村民因警察隱匿證據(jù)而被判強奸搶劫罪蒙冤三年一事，讓人們再次反思和重提是否應該有“警察偽證罪”這一話題。黎明先生于9月14日在《東方早報》撰文認為，柘城強奸搶劫冤案中的余鵬飛警官，不僅涉嫌枉法罪和刑訊逼供罪，而且也涉嫌偽證罪，甚至妨害作證罪，而我國刑法中卻沒有“警察偽證罪”條款，這與我國“證人理論”不符。

其實，早在取消“律師偽證罪”的激辯中，就有不少人質疑為什么刑法單單規(guī)定了“律師偽證罪”，卻沒有規(guī)定警察、法官及檢察官的偽證罪。顯然，那時的“警察偽證罪”是作為否定“律師偽證罪”的合理性和正當性，為了進行類比推理而提出來的。此時提出“警察偽證罪”則意在與普通偽證罪的危害性進行類比，系從肯定、支持和呼吁其單獨入罪的角度來談論的。

在筆者看來，弄清警察在刑事訴訟中的角色和職責定位，就可充分理解我國刑法為什么不單設“警察偽證罪”。

偽證罪的客觀表現(xiàn)盡管有所不同，但從刑法理論上看，偽證罪在犯罪主體上卻是特定的，即屬于特殊主體。特殊在哪里呢？不妨從他們與案件的關系來分析。偽證罪主體對案件而言，是不存在任何法定職權和職責的，既不需要收集證據(jù)偵破案件，也不需要維護社會安全，主持司法公正，他們只負有就自己知道的案件事實提供證人證言、客觀筆錄和鑒定結論的義務。總之，刑法之所以追究他們的偽證罪責任，是因為他們在相關司法訴訟活動中僅有一項義務，那就是“作證”。

而警察在刑事偵查乃至整個刑事訴訟活動中的角色和職責，顯然與偽證罪主體有本質的不同。首先，警察的任務是全面收集能證明案件一切事實的證據(jù)，徹底查明案件真相。因此，在刑事訴訟活動中，警察不是“作證者”，而是查找、發(fā)現(xiàn)“作證者”并及時收集證據(jù)的人，其法定職責是全面客觀地收集證據(jù)，努力實現(xiàn)司法公正，不枉不縱。既然警察不是“作證者”，從法理上講自然也就不存在“偽證罪”；而把“作證者”提供的證據(jù)隱匿或遺失，只是涉嫌失職瀆職，主要侵害了國家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因而相關罪名也宜放在刑法“瀆職罪”一章當中。

根據(jù)我國刑法規(guī)定，“枉法罪”不僅從罪狀上能夠完全涵蓋警察、法官、檢察官的偽證行為，而且從法定刑上也足以達到“罪刑相當”原則的要求。偽證罪的最高法定刑為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枉法罪的法定刑則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從實證的角度分析，即便刑法單設一個“警察偽證罪”，以柘城冤案中警方隱匿關鍵證據(jù)這一情節(jié)為例，其所受懲罰恐怕也不一定比依照枉法罪處罰來得更重。

總之，“警察偽證罪”，這個可以沒有。因為它與警察在刑事訴訟中的角色和職責定位不符。

山東濟南 李克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