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邵東在全國率先推出見義勇為獎勵基金，對抓獲現行犯罪行為的市民給予現金獎勵；兩年之后，邵東再次推出“社會治安商業化運作”，保安服務公司員工抓獲犯罪嫌疑人將獲得2000至10000元的獎勵。（9月16日，《瀟湘晨報》）

早在邵東率先推出見義勇為獎勵基金時，便在全國引起了有關“見義勇為商業化”的廣泛質疑和熱烈討論。時隔兩年之后，邵東再次推出“社會治安商業化運作”之舉，有人稱此舉是“見義勇為商業化”的升級版，比前次更大膽和更徹底，再度引發廣泛質疑，質疑的焦點在于：打擊犯罪，維護社會治安是公安機關的職責，這種職責能否外包，公權被商業化運作是否會導致公權私用，是否意味著公權力存在不作為瀆職呢？

依靠民間力量進行社區治安管理，邵東并非孤例，早前有媒體對宿遷的社區治安管理模式曾有這樣的介紹：宿遷,每個居民樓下都有志愿者。文中說：送奶工、送煤氣工、保潔員、物業管理員……這些千家萬戶都離不開的人，成為公安機關延伸開去的觸角。他們以自己特有的觀察力，隨時收集每個角落的治安信息。正如當地治安官員所說：他們要“發動一場人民戰爭”。通過織就這樣的一張嚴密的社區治安網，當地治安得到明顯改善，由此可以證明，群眾力量參與社會治安并未引致公權的濫用。而事實上，早在今年六月，中央高層領導在全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會議上提出，“要把繼承和創新群眾工作作為加強社會管理的重要法寶，緊緊依靠廣大人民群眾搞好社會管理”。由此看來，這樣一種“群治群防”的社安治安管理模式是可行的，那么只要外包的社區治安不參與到行政執法而只是治安防控，那么這種模式可以看做是“群防群治”的精簡版。

有聲音質疑這種商業化外包會影響公權形象，其實這種擔憂是大可不必的。公共服務之所以稱其公共，正是在于其公共性和公益性。從邵東社區治安外包實踐來看，社區治安外包并不意味著公權力的私權濫用，也并不意味著社區治安公共性和公益性的缺失。社區治安的承包者并沒有治安的執法權，只是協助公安機關進行防控，只要堅持這個原則就不影響公權的私權濫用。其次，從表面上看，是以盈利為目的的民間力量在提供公共服務，但實際上公共部門通過購買民間力量的服務，使這種服務最終呈現為公共服務。也就是說承包者的業主單位是公安機關，服務主體是廣大民眾，承包者是以公安機關的業務合作者提供服務的，自然不會影響這種公共服務的性質。在已經初見成效的宿遷，雖然聲稱為志愿者服務，但其實也是要“通過用更高獎勵吸引更好志愿者”，從這一點講，邵東與宿遷雖然在形式上的選擇不同，但實質上卻是殊途同歸。

通過這種服務外包是否就能說明公權力的不作為瀆職呢？宿遷之所以要發動這樣“一場人民戰爭”，是因為當地治安形勢的復雜，公安警察力量不足，在這樣一種緊迫形勢之下，他們發現了志愿者的力量， “社會治安管理主體由公安機關拓展為人民群眾”，主體擴大，相當于警力倍增，“有些事情本來警察可以做，但志愿者可以做得更好”。邵東縣此次進行社區治安外包嘗試也是治安形勢所迫，并不能說明公權力存在不作為瀆職嫌疑，相反，按照現代公共管理理論，社會公共服務應該朝著精細化方向發展，通過這種社會服務外包，能夠給公共部門提供足夠的空間，將公共服務更加精細化和人性化。

當然，這也還給了我們另外一個提示，對于這樣一種承擔社會治安的公共服務都可以選擇社會外包形式，并能證明其效果是明顯，那么在另外一些社會服務和管理方面，我們是不是更應該放開步伐，引入社會力量呢？比如放松壟斷行業的管制，比如教育領域民間投資的鼓勵。通過這種方式，既能讓公共部門有空間提供更多的精細化服務，同時也是打造“小政府，大社會”的現代社會管理模式的選擇。（山東，職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