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越來越多的中國大陸人來這里（倫敦）買房。而這些購房者甚至都不到實地看房，僅憑房屋照片和戶型圖便付了房款。峰岸最近就以50萬美元一套的價格，把倫敦奧運場館附近一處公寓里的四套房賣給了中國人。“我做夢都想碰到中國客戶，他們腰纏萬貫，且全是現金支付。”

昨天的《新京報》報道說“中國投資客蜂擁倫敦購房產。”，“盡管倫敦房市最近已經顯現出蕭條的跡象，但來自中國大陸和香港的投資卻比以前更為活躍……倫敦一些地方，中國大陸的投資客已經取代俄羅斯人和中東人，成為最積極的購房者，他們的財富深藏不露，只瞄準最熱門的房產”。

來自《經濟觀察報》(5月22日)的報道說，中國內地富人移民海外的趨勢比較明顯。根據4月初發布的《2010胡潤財富報告》估算，中國目前有5.5萬名億萬富豪。今天的報道援引，《紐約時報》的數據顯示僅在中國大陸，擁有千萬元資產者就達87萬人。

中國富翁在外國購置房產早已不是什么稀罕事，但迅速發展為一種趨勢并形成狂熱，就不能不引起人們冷靜的思索，我們中國具有五千年燦爛的文化，幅員遼闊。單純的從人文居住的適應度來說，絲毫不遜色任何一個國家，但是就對富翁們的角度來說，生存在國內也確實面臨著很多窘境甚至是危險。

筆者不久看過前署名童大煥的評論文章《夾縫中生存的中國富人們》，童先生在評論中說：探究內地富人海外移民的主因，排在第一、二位的分別是子女教育和尋找安全感。子女教育的原因屬于正常原因，而“尋找安全感”則不能不令人反思國內的社會環境。一是國內的投資環境，離法治化和規范化還有不小距離，許多投資渠道限制民營資本進入。二是貧富差距拉大，導致中國社會對財富“原罪”的追問以及不時引發的“仇富”心態也讓富人們如坐針氈。如何保護自己的生命財產安全，成為富人們不得不擔心的一個問題。

評論中還說，事實上，中國的富人一直以來多數都是夾縫中生存的尷尬群體。一方面，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必須仰仗權力才能生存發展，而現代行政壟斷制度，又使他們時時處處面臨著巨大的“權力和制度天花板”，無法在市場上實現公平競爭；另一方面，由于中國社會“腐敗”和“富裕”往往有著相當大的重疊(但絕不是全部)，因此，中國的富人群體往往被社會底層或憤青群體視為“天下烏鴉一般黑”的仇恨對象，一旦社會矛盾激化，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就會成為權力的祭品和替罪羊，成為權力打擊和清算的對象。

從童先生的評論分析中我們看到，富翁在國內的生存環境面臨著很多壓力和挑戰，在取得足夠的財富之后，這種壓力和挑戰往往會使這些富豪們感到疲憊不堪，迫使他們急于突破這種“四面楚歌”危機氛圍，尋找一塊完全陌生的新環境而離開這“是非之地”

另外，隨著我國反腐倡廉和打擊貪污腐敗斗爭的深入，一些靠權力斂財發家的官員，在尚未案發前，也急于轉移財產，最好的辦法無異于將資產轉投海外，一旦時機成熟借機潛逃，不僅可以鉆國與國之間的法律空子逃避打擊，還可以繼續在國外過他的悠閑富足生活。這也是一部分“搶房”者一擲千金而又不肯暴露身份的另一主因。

國內富翁國外爭購豪宅，折射出富翁在國內生存的窘境，同時也反映出國內社會深層次矛盾的尖銳，以及貧富差距加大后富豪們的失衡心態，解決這一問題仍需要全社會的努力，同時，還要加大對貪污腐敗的查處和打擊力度，徹底割斷官商之間的利益鏈條，官不富則民不妒，很多仇富心態無不是因官而發，由此可見官員的廉政對社會的和諧該是多么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