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建生兄來電說，他們的“北京晏陽初平民教育發展中心、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紀念晏陽初逝世20周年、誕生120周年，想讓我寫篇短文。他不提起，我未嘗記起晏陽初的誕辰和祭辰，雖然我也讀過晏陽初的書，寫過紀念這位世界知名的平民教育家的文章。主要原因自然是，當下中國的熱點新聞事件此起彼伏，我這個寫時評和雜文的人應接不暇，無心發思古之幽情。可是，紀念晏陽初為什么不是緊扣現實的事件，而是發思古之情呢？顯然，是因為晏陽初倡行，而今為邱建生們承傳的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事業，已淡出了大眾的視野，成了少數人在默默耕耘的領域。我們這些時評人當下關注的是遍及全國城鄉的強拆強建，逼農民“上樓”，是如何限制縣委書記獨霸一方的權勢，是深圳市原市長許宗衡如何能貪污受賄巨款應否判死，是“我爸是李剛”事件中河北大學師生的沉默，是上海世博剛過就發生的教師公寓沖天大火……

可是，縱然是“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中國的狀況怎么也比上世紀初晏陽初和梁漱溟他們那個時代，要安定有序，要國富民裕吧？關鍵是當下的精英有幾個還像晏陽初、梁漱溟那樣關心平民和鄉村呢？

我曾在《超越憐憫：平民教育家晏陽初的實踐及其精義》一文中寫道：晏陽初的思想與實踐是至今仍有顯著啟迪價值的，至少有以下幾點：一是要真誠地信任平民，致力于開發民智與民力的基本建設；二是退一步講，從政治技術層面，只有唾棄對暴力與強權的迷信，走民主的道路，才能實現國家的安定與繁榮；三是精英階層與強勢集團要有遠見，舍得拋棄既得利益的包袱，才能實現社會各階層的共存共榮。

我想，這三點應該是中國的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中相當一部分人的共識。請看中國近現代史上辦平民教育和鄉村教育的那些領軍人物，狀元公張謇、得到前清舉人功名的黃炎培、留學生晏陽初、北大教授梁漱溟、美國著名學者杜威的高足陶行知，他們無不是知識界一時之俊，社會地位崇高；而盧作孚這樣自學成才的人，在企業界也是呼風喚雨的開創者；連韓復榘這樣的軍閥也是順應時代潮流重視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的，沒有他的支持梁漱溟不可能搞鄉村教育和地方自治的試驗特區。網上搜一下張謇、黃炎培、陶行知等人的生平簡介，我們今天簡直覺得不可思議：一個人一生怎么可能辦那么多事？辦個學校又不是壘積木，怎么他們就可以一建一所，好玩一樣呢？沒有朝野上下，沒有政壇、商界和學苑的眾多精英對開發民智、科教興國的共識和支持，一個人全身是精鋼他打不了幾顆釘呀！

時移世易，社會的發展態勢比起來60前、100年前肯定是大大地變化了。政治社會制度的不同，使民間結社成立組織的條件、私人籌資辦學的審批程序、地方自治試驗的授權主體等，與從前有很大的不同，比“亂世”的自由度小得多。而沿襲自計劃經濟時代限制人口流動的野蠻的戶籍制度，由于附著的社會福利差別巨大，至今未有根本性的全局性的解除，這也是造成了平民子女特別是農民的子女受教育積極性和謀發展的條件嚴重受挫。

而最大的不同在于，城市化不可抗拒。目前，我們的城鎮化率已達48%，不久將達50%，60%，以至70%……這也是“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美化和留戀“田園牧歌”是沒有用的，“桃花源”夢想從未實現過，也只能“無可奈何花落去”。我們所能做的只能是順應前無古人的歷史大轉型，在這個過程中，為了祖國的進步，為了社會的長治久安，為每一個公民爭權利，也就是為民族均衡與和諧發展而創造條件。

這就需要我們社會各界的精英，關心弱勢群體，關心他們本人，更關心他們的子女，為他們創造積極向上流動的機會。而教育是給他們參與社會發展基礎條件，也就是給他們以改變命運的希望。這是最重要的。

這就要求我們的精英有最基本的人道主義情懷，有最起碼的公平正義感。《共產黨宣言》說“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讓我們牢記這一點，關心平民，關心鄉村，關心一切弱勢群體，盡力為他們的發展創造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