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9年1月14日正式擔任復旦大學校長，還有半個月的時間，就是楊玉良院士履新兩周年。昨晚，在和媒體共聚一堂時，這位自稱為“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分享了他所理解的中國教育、復旦精神以及治校的獨特理念。據介紹，復旦正在制定《復旦大學章程》，相當于復旦“憲章”，以限制校長和其他行政管理者的權力。楊玉良表示：“校長的權力不能無邊。”（12月31日東方網）

長期以來，只要提到高校自治和大學精神，人們首先想到的一定是政府放權和大學自治。可是，很少有人想到，其實在政府放權和大學自治之間，還有一道難于逾越，又非逾越不過的鴻溝，那就是限制大學校長（含其他行政管理者）的權力。從某種程度上講，限制了大學校長的權力，也就等同于促進了大學自治，也即，限制校長權力一小步，大學自治一大步。

把限制校長權力和大學自治接連起來或許不大好理解，那么，我們不妨轉換一下思路，那就是從政府權力的角度來理解大學自治。這里邊涉及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政府是如何實現對大學的管理的？顯而易見，有兩種途徑，其一，通過制訂規章制度等來實現對大學的宏觀管理，其二，通過任命校長等行政官員來實現對大學內部事務的具體管理。不難發現，不管是宏觀管理也好，微觀控制也罷，大學校長在履行政府“投資人”角色方面都發揮著至關重要又無可替代的作用，說得不動聽一點，大學校長其實是政府對大學實現控制的工具。這么一來，限制了大學校長的權力，當然就無異于制約了政府對大學的不合理干涉。

于是，具體到大學自治和培養大學精神方面而言，當下最迫切的問題與其說是政府放權，還不如說是限制大學校長的權力，因為限制了校長的權力，自然就切斷了政府對大學進行過多干預的力臂，大學自治的土壤才能夠得以培育和肥沃起來。

為了讓限制校長權力能夠堅持下去，制定大學章程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根據大學章程抓緊著手建立大學分權（主要表現為校長和教授間的分權）和教授治校的體制和機制，正所謂內容決定形式，形式為內容服務，沒有大學分權和教授自治這一實質性的內容作支撐，限制校長權力和大學自治充其量只能是空中樓閣，拿來擺弄幾下，虛晃幾招或許可以，卻經不起時間考驗，不能夠長久存在下去。

所以說，我們的當務之急是，以復旦大學限制校長權力為契機，通過培育相對寬松的教育和學術環境，使大學得以實現從校長治校到教授治校的順利過渡，由于校長治校的根深蒂固，這一過程既怠慢不得，也操之過急不能，也只有這樣，才能夠讓限制校長權利一小步逐步成長為大學自治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