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國瑜表示，他曾向上級領導反映過多次，但均石沉大海。他嘗試過各種各樣的方式上訪和反映情況，最主要的渠道還是通過網絡。大半年來，他先后在新浪開了兩個博客，取了個ID叫“維權公務員”，發表了100多篇博文。除此之外，朱國瑜還去北京找過大學同學。現在，他很多留在北京的同學已經成為了司局級領導。然而，同學能給的只有同情和安慰，有同學勸他認命，要他為自己的前途和生活考慮。“大半年的維權生涯，過的生活人不人鬼不鬼。 ”這是朱國瑜對其生活現狀的描述。這是一種怎樣的人生況味，又是怎樣艱難的時刻？

不論是公民奮起維權，還是不避艱險的舉報，都反映了對公平正義的呼喚和追尋。然而舉報人所遭遇的舉報無門或被打壓的命運，卻已實實在在地成為這個法治時代的聲聲悲鳴。顯然，相對于更多舉報者而言，朱國瑜的際遇仍算不上最壞的。因此這個時代更大的悲劇意義，也就在于此了：據2009年最高人民檢察院統計，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全國發生的對舉報人報復致殘致死案件由每年不足500件上升到現在的每年1200多件。2010年，最高檢材料顯示，向檢察機關投訴的舉報人中有70％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報復或變相打擊報復。

要有怎樣的悲觀、幻滅與決絕，才讓朱國瑜這樣一名國家公務員不惜以公開遺書的方式，以求獲得關注？由此而言，我很抱歉在本文開頭，對舉報人使用了“挖空心思、推陳出新”之類的輕薄字眼。但問題在于，誰又能否認，我們不是到了一個“無關注則無解決”的時代？而這樣一種情形，無疑已是一種更大的悲哀。其對于舉報，對于維權，對于制度的建構與權力的設置，也無疑是一種更直白也更深入的揭示。

（作者為資深評論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