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國內的大學也沒有“圍墻”，大學也斷然沒有義務為城市的“擁堵”背負什么責任。希冀通過大學對車輛的“分流”來緩解部分交通壓力，等于間接把擁堵的社會成本轉嫁到了校內師生身上，也就是要他們在忍受機動車噪音的同時，還要把原本就不寬闊的校園小徑讓渡給社會交通。城市擁堵歸根結底是市政交通規劃的問題，大學師生亦屬于因之受累的人群，他們不該被額外課以“學習、生活不便”的代價。

如何在“門禁”、“治堵”和社會壓力之間尋找解決之道，是大學管理者必須正視和面對的問題。而無論怎么說，校內師生的權益都應擺在第一位，任何以犧牲師生權益為代價的妥協于情于理都是站不住腳的。

被鬧市“圍城”的師生才是真正令人擔憂的。他們本是大學的靈魂和血肉，本該擎著科學的纛旗攀登學術的高峰。但當大學與鬧市之間再無涇渭分明的界限，而陷入一場場擴張與反擴張、“門禁”與“治堵”的糾葛中時，他們（師生）早已成了邊緣人。

當下，各大城市無有不擁堵者，許多高校也因此受到影響，所以讓大學為城市“治堵”出力算是個不錯的飲鴆止渴之策，幽默一回又何妨，盡管這個幽默冷得苦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