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同仁醫院耳鼻咽喉科主任徐文被砍傷事件中再次將愈演愈烈的醫患矛盾擺上桌面。

而如何及時疏導醫患矛盾，化解醫患糾紛其實已經不是新鮮議題，早在血案發生前，各地就已經有了各種各樣的嘗試，其中，建立第三方調解機構被視為一種直接可行的路徑。

但是，地方嘗試的這些第三方調解機構在實際運行中，也各有各的難處。

南京樣本

南京民康健康管理咨詢服務有限公司(簡稱“民康公司”)是全國首家從事醫患糾紛調解的專業機構，但其成立8年已經基本處于“兼業”狀態，只是作為母體的一個業務單元，“守株待兔”式地維持業務。

“來找我們投訴的患者經濟條件都不太好，相當一部分還遭受過一定的醫療損害，我們恨不得自己掏出錢來給他。”

醫患矛盾調解“第三方”樣本

民康公司董事長蔣勇武告訴記者，抱著為社會做公益事業的想法，咨詢一次只收取50元。

區區咨詢費顯然不能維持服務所的運轉，蔣勇武采取的辦法是讓其母體公司提供支持。聘請來調解糾紛的都是醫療界退休專家，按照行業標準給他們開工資，加上場地和辦公經費，幾年下來投入十多萬元。

“專家們都非常熱心，碰到疑難病例反復推敲，有時候分文不取。”但蔣勇武明白，這不是長久之計。

據了解，北京、無錫等地的醫療糾紛調解機構，都嘗試與保險公司合作，由其以理賠前期工作的方式開展第三方調解的方式，開支均由保險公司承擔。

不過，蔣勇武認為，保險公司也是商業機構，任何商業圖謀都可能念錯經。另一方面，醫院與保險公司合作，相對患者一方更為強勢，這一格局可能不太利于調解。

蔣勇武曾設想一個“醫院預付費制度” 由當地醫院按比例交付一定的年費，共同支撐起一個公正的“第三方”。并把保險公司設定為“預付費”的管理機構，收取5%以內的賬戶管理費。

但是醫院對此并不買賬。南京某市屬三甲醫院醫務處的人士告訴記者，他們的主要職責就是醫患溝通，另外醫院也聘請了常年的法律顧問，沒有必要再花錢養一個第三方調解機構。

蔣勇武認為，醫療糾紛通常分兩種，造成重大醫療損害的，當然要通過法律訴訟的途徑討回公道，但是一般的醫療糾紛，民間調解就足以幫助醫患雙方實現良好的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