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此下去，緊接著出現的情況將是“拼單位”。也就是在福利供給模式上，我們很可能將恢復以前的“單位制”。并且需要提醒的是，今天的單位各自有著巨大差距，所形成的福利供給水平也將呈現天壤之別，甚至是“有”和“無”的差別。因此，在激勵單位本身與保障公共服務的均等性層面，這一套政策所呈現的悖論讓人憂慮。

事實上，這一政策本身在宏觀的邏輯層面也讓人感到不合時宜。在一個經典的現代社會，住房、教育、醫療、就業、養老被譽為社會福利工程的五大支柱。住房雖然是通過市場解決比例最大的一項，但對于社會的中低收入階層而言，由政府提供必要的住房條件，已經形成一套非常成熟的公共政策集群。在這方面，且不論德國這樣的發達國家，即使是香港這樣在住房問題的解決上并不算成功的地區，都恪守著一個基本底線，那就是公租房的責任必須由政府埋單。

現在的邏輯是，地方政府受到了中央政府的行政壓力，便將建造公租房的責任分攤給單位。通過市場化的方式來提供公共服務并非不可，上世紀風行的“新公共管理運動”正是這一方向的典型體現。但問題在于，提供公租房原本即是政府的職責所在，市場化解決之道在于政府出錢，向市場購買服務，而并不是將成本推給市場和社會本身，然后政府又聲言要自己來統籌分配。而眼下政府一方面借助單位自建房給自身減壓，另一方面又聲言要自己來統籌分配。這種有著卸責之嫌的公共治理的取向在現代社會可謂少見，而起內在邏輯也無法達到自洽，能否得到有效推行自然也讓人心存疑惑。

也正是在上述討論的基礎上，如果政府強推單位自建房的政策，那么我們就有理由擔心，要么因為激勵模式無法形成而導致政策流產，要么再次退回到失之公平的“福利分房”模式。而在解決上述困境前，所有有關后期分配、監管、懲罰虛報等諸多問題的討論，都可以先行擱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