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訪本是公民的法律權利，按照規定可逐級上訪，也可越級上訪。《憲法》第四十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實進行誣告陷害。”《中華人民共和國信訪條例》第三條中有這樣的規定:各級人民政府、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門應當暢通信訪渠道，為信訪人采用本條例規定的形式反映情況，提出建議、意見或者投訴請求提供便利條件。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打擊報復信訪人。”

可是，法律在執行過程中卻被嚴重扭曲，上訪者的人身自由毫無保障。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現象，是因為在強悍而扭曲的維穩觀下，權力的壓力只有自上而下的“上級處分”，而對權力來源的監督與評價過于無力。這種無力感的根本不在于信訪制度出了問題，也不在于當事官員的官德出了問題，而在于體制與機制尚未有效賦予公民制衡公權的“民力”。

必須看到，在改革發展不斷深入的過程中，各種社會矛盾隨之顯現，百姓參與改革發展成果分配的熱情高漲，民主、權利意識不斷覺醒。民眾上訪正是權利、民主意識覺醒的體現。如何化解公權與私權的矛盾，不能學著鴕鳥把腦袋鉆進地下搞自欺，需要政治智慧，這是對我們黨執政能力的考驗。

趙志斐的遭遇，又一次表明：國家對地方政府畸形的維穩觀不能再坐視不管了，需要拿出刮骨療毒的勇氣來反思我國的政治文明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