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農民借高利貸買機器，到貴州六盤水參與工程建設，但因拿不到工錢，張剛、譚勇兩人于5月25日分別爬上了兩座塔吊，僵持了70天后，六盤水政法委副書記做出承諾：“下來就給錢，不追究責任”。兩人下來了，但既沒如數拿到工錢，其中張剛和負責送飯的楊永明，還因“聚眾擾亂社會秩序”被刑拘。（9月28日《南方都市報》）

獨自在塔吊上的人，是否構成“聚眾”擾亂社會秩序，這且不說。目前，無疑是“雙輸”局面：當地政府處理兩人可能合法，卻明顯失信；爬塔吊的農民，不僅冒了生命危險，還惹上官司。

農民工并非愿意用極端手段討薪，他們“能去的局都去了，沒人管”；在種種壓力下，他們選擇爬塔吊，以這種自虐的方式表達訴求，因為“爬上去就有人重視”。

今年年初通過的《刑法修正案（八）》，將“惡意欠薪”列入犯罪。但，特殊的現實告訴人們：拖欠工資的，不少就是政府項目，比如本案的工程就是貴州省交通廳負責的高速公路建設。在這件事上，當地政府明明有話語權，可向施工方施壓，要求其及時發放工程款，可為什么不做？

現在的問題是，地方政府不僅不做表率，而且失信于討薪者。這樣的結果，必然會對討薪的農民工構成雙重傷害，而雙重傷害又必然會帶來雙重壓力。雙重傷害下的雙重壓力，又將會帶來什么樣的后果？矛盾更加激化之后，最終形成的惡果，恐怕就不只是雙輸，而是多輸了。

□徐明軒（法律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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