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立法萬能的誤區

除私人生活領域之外，市場經濟也應是法治這種公權力審慎介入的“特區”。市場經濟有其內在的交易邏輯和發展規律，自然發育乃是市場經濟的一大特色。企圖完全依靠立法設計來規制市場秩序，顯然是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過于天真的愿望。

立法者要辯證認識立法的能與不能、可為和不可為的關系。首先，立法不能介入純粹的思想意識領域，不能充當思想的判官。法律是調整社會關系的規范，而不能孤立地直接調整人們的主觀過錯。

其次，立法不宜介入公民的私權利領域，而主要是調整公權力的手段。公權力具有天然的擴張性，相對于強大的公權力，公民的私權利明顯具有脆弱性、受支配性和易受侵犯性。立法隨意介入公民的私權利領域，容易為公權力侵犯私權利打開方便之門。

此外，對于宜由其他社會調節手段調整的領域，立法應當保持必要的審慎。法律僅僅是諸多社會調控方式的一種而已，不能取代道德、倫理、宗教、輿論、民俗等其他社會調控方式。該由道德作主的就交給道德，該由市場調節的就由市場調節。曾經有人大代表提出對鄰里關系進行立法，這就有用立法取代道德倫理越位之嫌。美國法學家埃里克森曾經精辟地指出：“法律制定者如果對那些促進非正式合作的社會條件缺乏眼力，他們就可能造就一個法律更多但秩序更少的世界。”

法治是有缺憾的和有局限性的，法律并不具有絕對的普適性，也不是一切社會問題都能轉化為法律問題。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的新形勢下，立法活動更要講求精益求精，尊重立法規律，注重立法質量，走出片面追求立法數量的誤區。（福建日報）

（作者系司法部司法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司法》副總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