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如何憑吊“一個高三班主任之死”

又到高考季，一考定終身，難免幾家歡喜幾家愁。只是一則“高三班主任自殺”的新聞，將公眾眼光從百萬考生頭頂移到一個高三教師身上。他叫趙鵬，是個還有18天就跨入而立之年的東北小伙，是有著嬌妻幼雛、兒子尚不滿兩歲的年輕父親，生前是河北館陶一中的老師。可在收到4月份工資的4月27日晚，他留下絕筆遺書，帶著對妻兒的牽掛，服毒自盡。（5月28日《華西都市報》）

從報道看，趙鵬自殺的最直接原因，似乎是工資條上可憐的1450元工資。確實，經濟上的清貧，應該是最顯性的導火索，“一文錢難倒英雄漢”，這樣近乎赤貧的經濟現狀，確實能擊碎一個男人最后的一點兒尊嚴。

趙鵬是家里的頂梁柱，要贍養全家老小。1450元工資，支撐著他的整個家庭。其境遇窘迫，從“畢業簽約時，竟因欠學校兩萬多元學費而難拿畢業證”“上學借債、結婚買房、裝修借貸，共筑下13萬的債臺”等細節窺斑可知。連每月月供、孩子奶粉錢，都逼得他心力交瘁，悲苦難捱。

新聞跟帖里，對趙鵬的死，網友莫衷一是。有的悲呼老師工作負擔太重，收入與付出嚴重不對等；有的同行對趙鵬自殺嘆息；也有網友不信，在“教師斂補課費”

“課堂不負責”頻被報道的情境下，一個高中教師收入這么低；還有的是從家庭角度出發，認為輕生是無擔當的懦弱與逃避。當然，逝者已矣，是什么壓垮了趙鵬，我們無從得知。

可以說，趙鵬之死，是一個平凡人的訣別。經濟窘況，帶給他日夕被壓迫的崩潰感，讓他絕望。這又是“一個高三班主任之死”，格式化的應考生存，是一個長期壓迫其精神狀態的最大兇頑。誠然，高考改革、社會人才選拔等命題，你我并不陌生。但多年來，教師群體的心理承受，似乎是我們的視野盲區。而今，趙鵬之死將反省維度導入更寬廣的、囊括全體師生的高考心理生態層面。

封閉式、軍事化教學的應試沉疴，已積留多年。在單一枯燥、高強度的應試體驗下，在“格式化”生存中，只能造就眾多的如趙鵬一般心理壓力極度高危，需要制度性紓困的“病態”師生。現如今，我們憑吊一個年輕生命的遠逝，除了關心其經濟、工作和生活狀況，更要關注他所代表的一個群體的精神狀態。毫無疑問，唯有徹底擺脫迎考備考中那令人窒息的“格式化”生存，讓教學和高考能在一個稍輕松的正常的教育語境中進行，才是對趙鵬最好的憑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