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愛教基地”還是“煙草馬甲”？

中國煙草博物館網站近日刊登一條新聞：《煙博館獲（上海）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先進單位殊榮》。煙草博物館也能成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讓人大跌眼鏡，并引發專家質疑和各界爭論。中國控煙協會日前也已經向上海發函，要求取消該稱號。（8月22日《新京報》）

猶記得，若干年前一條“愛我中華”的廣告語，著實曾在諸多宣傳媒介上嚷嚷不休，且為煙草制品的軟性促銷立下了汗馬功勞?，F如今，公眾對煙草宣傳的“擦邊球”廣告不再熟視無睹，相關監管控制也更加嚴密，卻不料仍應嚴防“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煙草博物館掛上“愛教基地”的榮譽牌，未必不是一種隱匿更深、效果更強的煙草宣傳“新馬甲”。

煙草業的“發展壯大”，無疑是一種不容樂觀的特殊存在。即便其披著“稅收”可觀、“巨獻”突出的華麗外衣，吸煙的嚴重危害卻已是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共識。而此次，中國控煙協會之所以十分敏感于煙博館成了“愛教基地”，是因為這類場所宣傳煙草業帶來的收入、宣傳偉人和名人吸煙，而對煙草危害少有提及；同時，許多青少年前去煙博館參觀，潛移默化之下，很容易會造成引導青少年吸煙的惡果。

通過建造博物館的方式，來展示煙草產業或煙草文化的成長發展史，要說也合情合理、無可厚非。但是，這種產業成就的渲染，這種文化意識的熏陶，因著煙草本身的特殊命題，顯然不能跟其他類型的宣傳教育，有意無意地相提并論、混為一談。否則，就很難說是一種純粹的“自博自樂”、“自博自思”，倒可能是骨子里就琢磨和尋思著如何規避現實、掙脫束縛，“獨辟蹊徑”地去謀求開辟煙草宣傳的“新陣地”了。

關于教育、灌輸和引導，似乎很多方面都追崇一種“從娃娃抓起”、“從年輕人抓起”的基礎競爭。這次中國煙草博物館雖是緣于獲得“愛教基地”榮譽，才引得專家及公眾的聚焦熱議，可事實上，得此“殊榮”之前，它還掛上了“上海市科普教育基地”、“上海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工作先進單位”等諸多牌匾。且不說這是不是如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鄭頻頻教授所言，此乃“煙草業假科普、未成年人教育和愛國主義之名，行煙草營銷之實”，至少提示和警醒了我們：這種“算計式教化”的隱憂，并非完全是空穴來風、無中生有。

值得欣慰的是，近些年來，民眾的集體控煙意識已在不斷提升。不管是煙草與“慈善愛心”聯姻，或者是煙草同“愛教基地”結盟，只要控煙機構一有反應，社會輿論總能聞風而動、默契“聯手”。毫無疑問，比起中國控煙協會向上海發函，要求取消煙博館的“愛教基地”稱號一事，這種“全民控煙”風氣的逐漸形成和穩固，顯然更屬可貴，更值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