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代購被判重刑的反思

公民基于自身的知識缺陷而踩下刑罰的地雷，司法該如何在法定刑與社會效果之間尋求平衡？這是社會轉型的一個盲點。

因多次大量攜帶從韓國免稅店購買的化妝品入境，偷逃海關進口環節稅113萬余元，離職空姐李某被北京市二中院一審以走私普通貨物罪判處有期徒刑11年，處罰金人民幣50萬元。

法院判決一出，就在網絡上引起不小的震動。網上代購涉嫌走私？獲刑11年是否過重？面對遍地開花的網上代購，相關法律問題如何解決？這三個最受熱議的問題，也構成了案件觀察者所不能回避的反思對象。

基于普通的網民心理，網上代購可能更多地被視為一種投機取巧，很難上升到走私犯罪這樣嚇人的地步。“不就是代購嗎，怎么能算是偷稅呢？”一般此類情況下，認定走私與否的關鍵，是這些化妝品究竟是自用物品還是貨物，對于個人物品海關在驗放時采用的是“自用、合理數量”標準，超出這一標準的視為貨物，貨物進口則需向海關進行申報并辦理報關手續。本案中，行為人采取的是以客帶貨從無申報通道攜帶化妝品進境的方式，其數量明顯超出自用的合理程度，并且直接用于網店銷售，客觀上逃避了海關監管及偷逃應納稅款，從刑法認定上符合走私罪的構成要件。

法治社會，公民行為都將受到法律規范的指引與評價，立法所確立的預期就是通過人們對自身行為法律后果的承擔來實現的。因此，即便違法者并未預料到自身行為后果的嚴重性，也應受到法律的懲處。但是值得司法機關反思的是，自從“天價葡萄案”發生之后，類似犯罪行為人在不知曉犯罪后果的情況下觸及刑法的案件層出不窮，主觀上的惡性并不明顯，與依法宣判的重刑形成鮮明對比，也讓輿論感到量刑過重。這實際上觸及轉型社會的一個盲點：公民基于自身的知識缺陷而踩下刑罰的地雷，司法該如何在法定刑與社會效果之間尋求平衡？或許在不突破法定界限的基礎上，側重考慮犯罪行為的主觀性及量刑的社會效益，是更為慎重而理性的選擇。

其實，本案之所以引起網絡震動，背后的社會現實乃是網絡代購的普遍化，以及類似觸及刑法擦邊球現象的存在。“網上代購的存在也不是一天兩天了，可能大多數人都不知道這是違法的。”網民的觀點折射出人們面對網上代購的法律認知盲區，同時也反映出相關法規跟進的滯后。無論是網上代購經營者還是消費者來說，都存在極大的法律風險。可見，不僅經營者要從中學會遠離涉嫌違法犯罪的模糊地帶，消費者也要注重降低隱藏在商家信用、產品質量、投訴退貨等環節的風險；更重要的是，相關部門應提前做好立法和政策應對，為人們提供具體明確的規范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