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群毆唱響了什么葬歌

9月24日，富士康在山西太原工廠的數千名員工發生群毆，不但毆打警衛，而且還推倒了富士康廠區的大門，同時還對班車，飯廳等廠區基礎設施進行了破壞，群毆造成10余人受傷。(《新華網》9月24日)

富士康在大陸，真是集愛恨情仇于一生。愛與情，因為它是世界500強，是創稅大戶，吸納就業能力強，各地政府都想方設法吸引富士康前去投資辦廠；恨與仇，因為富士康伴隨我們的多是負面新聞，起訴記者，血汗工廠，員工九連跳，群毆……它并沒有真正樹立起一個世界500強的標桿。現在，群毆的起因還在調查之中，但我們不得不思考：偶然之中有必然，富士康模式還能走多遠？

富士康的困境，首先是“代工”模式的困境。品牌、技術、設計、生產、物流、渠道，在一條完整的商業利益鏈上，工廠的利潤是最小的。富士康代工一部蘋果手機，只能拿到不到2%的利潤。作為全球最大的代加工廠，富士康的盈利靠的是規模生產，靠的是廉價的勞動力，但隨著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興起，代工模式的優勢正在逐漸喪失。加之我國正逐步告別廉價勞動力時代，富士康的困境也就越來越明顯。

富士康的困境，其次是企業文化的困境。在郭臺銘《虎與狐》的傳記中，他自比“地瓜”和“蟑螂”，直言他信仰的是一種蒼狼文化，正是這種在中國大有市場的狼文化，讓資本的霸氣被放大到最大程度，員工的基本需求和權利被漠視。同時，富士康一個工廠的員工，動不動就是幾萬人、幾十萬人，而且地域性還很強，如何在部分員工群體中開展企業文化建設，本身是一個難度極大的課題，富士康出于對利潤的追求，又主動疏怠了，于是便成了一個隨時都可能爆炸的火藥桶。

富士康的困境，也是地方政府的困境。富士康招工，已經從過去很多人擠破頭想進富士康，到了如今不得不依靠政府動用行政力量幫忙招募。但是，勞動力市場本身有自身的規律，行政力量的介入，一方面破壞本應由市場調價的勞動力供需關系；另一方面，政府投鼠忌器，對富士康另眼相待，富士康員工本該享受合法權益和基本需求，得不到應有的保障。隨著時間的積累，矛盾的爆發也就只是遲早的事情了。而且下一步，極有可能將政府拖入紛爭之中。

資本不用來賺錢就是罪惡。發展是一種癮，誰都欲罷不能。富士康如此，地方政府也如此。一味靠降低成本的時代已經過去。時間變了、環境變了，舊的發展模式如果不能與時俱進，就必然被淘汰。富士康的命運如此，地方政府借重富士康的模式也是如此。富士康從員工“九連跳”到發生“群毆”，雖然原因可以歸結到個案身上，但顯露的企業發展、經濟發展模式困境不能不反思，顯露的復雜的社會問題不能不引起重視。

現在，全國上下都在強調經濟結構轉型，產業模式升級，科學發展，但如果沒有一種反省的姿態，又談何容易。早在2008年，郭臺銘就說要轉型，要從制造轉型研發，但4年過去，富士康依然在靠“代工模式”茍延殘喘。一個企業的轉型尚且如此之難，更何況一個地方、一個國家的經濟轉型。但無論如何，警鐘都已經再一次敲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