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導房產稅，需要主張更需理由

28日，中國社科院發布報告，建議應及時推廣滬渝經驗，對城鎮居民家庭人均用房超過40平米部分，無論住房為何種產權性質，均應按評估價格征收稅率較高的保有環節房產稅，且新增商品房和現有存量房均納入征稅范圍。

雖未廣泛開征，但圍繞“房產稅”的爭議，可謂時日已久矣。由此也難怪，社科院的一則“建議”，便能引發公眾強烈圍觀。在某些觀察家看來，“推廣滬渝房產稅經驗”的提法，本就是“新政策”登臺前的試探信號。此一說法，固然不可盡信。或許在猜測“開征與否、何時開征”之前，以社科院的報告為契機，我們最該做的，就是對“房產稅”的概念予以徹底梳理。

房產稅，是以房屋為征稅對象，依房價或出租租金收入征收的一種稅。在操作層面，房產稅稅率采用比例稅率：按照房產余值計征的，年稅率為1.2%；按房產租金收入計征的，年稅率為12%……由此不難看出，房產稅與相關現有稅種最大區別在于，增加了房產的“持有成本”——在過往，無論是契稅、印花稅，還是營業稅、個人所得稅，都發生在房產銷售、轉讓環節！

恰因為此，房產稅被很多人寄予厚望，認為它能很大程度上，將投資型購房者驅離市場。在這一邏輯內，房產稅必會提高持房者的囤房代價，其后果有二：其一，短期內，引導持房者快速出房，從而降低房屋空置率，使得市場回歸良序；其二，長期來看，房產稅的開征，也將激勵投資者尋找“替代品”，另覓低成本、低風險的投資產品……客觀說來，在排除其余干擾因素的前提下，凡此種種“期待”確可稱得上言之有理。

另外，房產稅備受追捧，也因一些人從中看到了，優化地方財政收入結構的希望。一種流行的說法是，“房產稅能提供穩定、持續的資金源，由此地方財政能極大降低對土地出讓金的依賴”。然而，也必須承認，這只是紙面上的推演。畢竟，相較于天量的財政總額來說，房產稅的貢獻幾乎是九牛一毛——典型的例子是，“2011年，重慶房產稅收入僅約1.5億元”。毋庸諱言，在現有語境內，奢談房產稅的“調結構”意義，多少顯得不切實際。

遺憾的是，社科院建議征收房產稅，卻未能充分闡明原由。基于此，公眾的困惑是顯然的。在未來，房產稅到底會扮演怎樣的角色？是調節市場冷熱的工具杠桿？抑或是改良財政模式的治本之策？且，所謂“滬渝經驗”具體又指什么？須知，在重慶，房產稅僅適用于“別墅”等高價房；而在上海，房產稅也多僅作為抑制投機的手段。所以嚴格來說，滬渝兩地所開征的，都算不得正統的房產稅，又談何有太多的借鑒意義呢？

若隱若現、版本不一的“房產稅”，盡管都設了諸如“人均用房超過40平米部分才征收”一類的限制，也算努力維護著“剛需者”的利益需求。但問題是，環繞于“房產稅”之上，仍有太多的盲點與疑團。故而，對于房產稅的擁躉來說，在推銷主張的同時，系統性地闡述理由、羅列利害得失予公眾，也是推脫不去的義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