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生證”問題難解，計生委道歉何用?

北京媒體人高明勇前段時間發微博稱“別再逼我，你再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你一個說法”，言辭激烈之下，盡顯辦準生證過程中的種種艱難困苦。據稱，高明勇從老婆剛懷孕便開始辦準生證，一直到孩子在肚子里成長到七個月時才辦下來，其中遭遇的刁難不一而足，最后由于微博影響擴大，才在妻子戶籍所在地的政府部門協調下得以解決問題。令他沒有想到的是，國家計生委知道此事后專門打來電話道歉，并說他的遭遇對計生委的工作也有幫助。

如果說曾經的調侃“生不起”是指生孩子所需花費的話，那么現在準生證的辦理難則又為它增添了一個注解。本來是服務性質的證明，在重重關卡之下，成為了生育“許可證”，非歷盡萬難不可得，加諸在公民生育權利上的這道枷鎖讓數以萬計的育齡人群不堪重負。

由于計劃生育這個國策的特殊性，導致準生證的辦理程序異于常態地復雜，而隨著現代社會中人員流動性的加大，這種復雜所產生的時間、金錢等成本基本都得由個體承擔，因此也就誕生了一個極大的矛盾：屬于自然權利的生育與政策程序之間究竟應該何者優先?在權利與政策之間，程序的僵化與霸道顯然逼退了自然權利，從而在讓原本合理的生育遭遇困境的同時，也凸顯了這項政策人性化的缺失。

國家計生委也深知準生證辦理程序與社會發展已經產生了不適應的癥狀，因此在今年再次強調并開始執行“流動人口的生育服務證可以在居住地辦理”的規定，但由于地方基層計生機構繼續沿襲往日工作作風，痼疾難改，從而使這項規定只能停留在紙面上，無法落實到位。前段時間，記者在走訪北京一些基層計生服務機構時便被告知“那只是新聞，在我們這兒，你就得等”。

既是公共服務的內容之一，為何前去辦理者卻屢遭刁難?這其中的行政行為頑疾如政策不統一、人員不作為等固然是造成這種現象的因素，但職權的濫用及相關部門在此間的利益維護及尋租也加劇了辦證的困難。有人對辦理結婚證和生育證過程進行了一個統計：蓋章、簽字40多個;接觸單位十多個;接觸工作人員60人，每一道程序的蓋章若順利的話則只需耗費時間成本，若不順利的話，還得搭上給辦事人員的若干“好處費”，而這，多少也是一些基層計生機構不愿執行簡單快捷程序的原因。

跋涉在辦理準生證道路上的人當然不止高明勇一個，在人口出生高峰期仍然沒有回落的當下，還會有更多的人正在或將要體驗這種痛苦與無奈。媒體人高明勇固然以自己的影響力獲得了國家計生委的道歉，但那些正往返奔波辦理準生證的一個個普通人，他們仍然得在辦事員的臉色中苦苦等待那一本允許自己孩子來到這世界的證件。若問題難解，那么再誠懇的道歉也無法消除已成為社會難題的“辦證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