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危機”亟需“信績考核”

“目前，中國社會的總體信任進一步下降，已經跌破60分的信任底線。人際不信任進一步擴大，只有不到一半的調查者認為社會上大多數人可信，只有兩到三成信任陌生人。”前不久，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的社會心態藍皮書《中國社會心態研究報告2012-2013》發布之后，引起社會各界強烈反響。（2月17日《中國青年報》）

不查不知道，一查嚇一跳。社會之中，公眾之間，盡管早已有了“不信陌生人”的切身感受，而調研之后，報告之下，許多人恐怕仍會大吃一驚：啥！這個“不信比例”居然已達七成之高？且不說一個基于7個城市不到2000份樣本的調查結論，是否能客觀反映出中國社會的總體信任狀況；但相信不少人如我一樣，會認同藍皮書揭示的問題，絕不是危言聳聽或夸大其辭。

止滑信任危機，提振社會信任，看起來又是一個“人人有責”的社會問題，而透過現象觀實質，我卻以為它同樣是個“政績問題”。近些年來，在局部地區和一定范圍，人們對商業、企業信任度的日益走低，以及官民、警民、醫患、民商等社會關系不信任程度的漸趨加深，無不映襯著監管透明不夠、執法打擊失嚴，乃至一些政府官員不作為、亂作為或是濫用職權、貪污腐敗的“權力失信”。耳濡目染、潛移默化之下，希冀社會信任還能“遠離污濁”、“一枝獨秀”，只能是緣木求魚、異想天開了。

不管什么時候，社會信任的核心，首先是公權力的高度可信。假如“有毒食品”防不勝防，“虛假慈善”欺誆民眾，或是助人為樂常惹官司，特權享受觸目皆是，試問“民信指數”何能“奇葩”一朵、獨善其身？正如有關專家所言，“誠信講的是道德問題，而信任是中性的事實判斷；不應簡單地把社會信任問題歸結為社會道德滑坡或民眾素質低，更要看到社會信任下降主要是由于人們的信任風險提高了。”

走筆至此，自然有所啟迪，提振社會信任須應強化“信績考核”。換言之，對于一個地方、一位官員的考核考量，無妨試行先問“信績”、再看政績。“信績”較之政績更為重要，就好比可口可樂的企業廠房哪怕一夜燒光，憑著其深入人心的“品牌價值”，很快便能恢復元氣。相反，一個“信績”寥寥、或是乏“信”可陳的政績，卻完全有可能是注重“短期效益”的產物，甚至“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政績越顯耀，隱患越叢生。

提振社會信任要把“信績”當政績，其實也與習近平總書記“要重用不玩虛招的干部”之用人觀相切合——說到底，那些對群眾感情真摯、深得群眾擁護的干部，那些說話辦事有灼見、有效率的干部，那些對上對下都實實在在、不玩虛招的干部，那些清正廉潔、公眾形象好的干部，肯定只是那些在公眾心目中言行一致、“信績”突出的干部。而人們當然也深信，這樣的干部越受重用，其政績的“信績含量”也會越高，進而對社會信任帶來的示范引導作用，必會明顯有效地呈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