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討薪紅手印是最刺眼的賬單

年關臨近，在黑龍江省慶安縣打工的350多名農民工因無法拿到上千萬元被拖欠的工資款而無法返鄉過年。他們拿著按有紅手印的聯名討薪材料，不斷到縣政府等部門討要屬于他們的工資款。記者調查發現，當地監管部門在農民工工資保障金上玩“花樣”、使當事企業逃避監管；而主管理部門更是違規發放施工許可證，將農民工的利益置于末端。（新華社 1月15日）

又到一年年關時，可對于部分農民工而言，過年卻意味著無法拿工資回家的痛苦和迷茫。在黑龍江省慶安縣打工的350多名農民工因為無法拿到上千萬元被拖欠的工資款而無法返鄉過年，這讓他們倍受煎熬。誰不想拿著工資高高興興返鄉與家人團聚呢？那一張張像摁滿紅手印的農民工討薪書，難道不是農民工在痛訴相關部門和企業的無良和無恥嗎？

看著那一張張摁著紅手印的討薪書，讓筆者對摁手印這種國人表達方式有了更深刻的體悟。摁紅手印只有三種情境才會出現：一是特別鄭重的場合，如簽合同，做證明等，如小崗村十八位村民頂著政治風險摁紅手印在“生死狀”要求分包到戶；二是被迫無奈的交易。如楊白勞的將喜兒賣給黃世仁的賣身契上的紅手印。三是一般的經濟交易。一般紅手印有不可否定性，甚至是一些專門的防盜設備、門禁系統、身份證明系統等等，都與手印或手紋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這除了意味著獨一無二的非他性，從某種程度上也意味著尊嚴。

為什么現在國人很少用摁手印、下跪這樣表達訴求，因為現在表達訴求的渠道很多，沒必要摁手印。但是為什么在農民工討薪的現實中被反復使用？很明顯，農民工討薪無望。一些部門將企業不法行為通過辦理許可證、補充手續，使不法行為合法化，使企業占理，農民工工資從此“望薪興嘆”也就“有理可據”了。

農民工之所以討薪難，除了有的農民工自身文化水平低、不懂得如何維權這個客觀因素外，更多的則是農民工不能左右的外在因素。有的企業認為農民工可欺，故意拖欠，降低成本，這是企業的因素。有的勞動監管部門官僚氣盛，推諉扯皮監督不力，甚至有的勞動監管部門站在企業一邊，與企業沆瀣一氣，置農民利益于末端。正是因為如此，再嚴密的維護農民工權益的法律和制度，也早已變成廢紙，農民工討薪才會年復一年，跟電視劇似的被“炒冷飯”。但即便是“炒冷飯”，這樣的“劇情”也充滿了悲情，更是對一些部門的控訴。

近日，在網上一位小男孩舉著希望在外務工的爸爸回家過年的紙板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就是他的夢想。這是一個孩子的夢想，也應該是農民工的愿望，更應該是全社會一個共同行動目標。不僅要讓農民工及時回家，與家人團聚，更應該讓他們懷揣著他們應得的工資踏踏實實、高高興興地回家過年。

希望農民工拿工資回家過年不再是新聞，但前提是，那種摁著農民工紅手印的討薪書需要解決。靠什么呢，除了完善各項制度，除了事后的追責，更重要的是監管部門人員以未泯良心幫助關心農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