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委員履職中的悖論

民主政治發展的一個標志在于，人們開始關心起政治，重視那些民意代表是否履職、稱職。過去幾年的“兩會”，外界對委員代表的履職表現投入了較多的精力。

不過，從委員代表的履職表現看問題，只呈現出單向的一面。從委員代表自身出發，他們在履職過程中有過什么遭遇，又是如何去應對的，則是構成參政議政圖貌的另一面。這幾天，來自會場的一些聲音，某種程度上道出了這另一面的情況。

前天是政協小組討論時間，委員們結合自己的履職實踐討論政協工作，由于集中了不少的抱怨，被戲稱為“吐槽時刻”。比如，有委員自嘲，說了也白說，白說還要說。而更為具體的例子，是委員許明金講述的一個有關建設保障房的案例，姑且不說前后經歷的這種周折，就是到了最后，保障房建成了，供水供電卻沒有人管，協調會開了163次，問題還是沒有解決。用許明金的話說，作為政協委員，我曾三次寫信反映情況給市長，都沒有得到回復，愧當政協委員。

許明金講的例子可能有點極端，從在場委員們驚訝的反應來看，這樣的情況并不多見。然而，163次協調會和委員的感受卻著實反映了一些問題。

163次協調會，每次都有會議記錄，始終在協調，又始終協調不過來，開會和解決問題徹底地分開了，工作效率的問題不言自明。不過，如果僅從這一角度來談，問題可能還過于個案。我更關心的是委員參與163次協調會本身。

委員親自跟蹤自己所關注的問題，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想盡一切辦法，斡旋、協調、寫信向各方面反映情況，在一般看來都是一種積極的履職表現，也是值得肯定的。事實上，大部分最后付諸執行的提案，都是在這樣的全程參與，以及相關主責部門的配合處理中解決。所以如一些委員所言，問題能不能解決，不僅是提案所指向的問題是不是真的存在，它還要有委員對問題的持續跟進，委員個人打交道能力的運用等一系列其他因素同時成立。即便如此，問題能不能解決，依然不能確定。

拿163次協調會來說，拋開協調無果不論，委員前后參加了163次協調，其間付出了多少精力，光一個數字即說明了一切。花了這么大的精力卻沒有個結果，委員個人的挫敗感是可以理解的。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是什么樣的議題值得一個委員用去所有的履職時間呢？進一步而言，委員的工作，是不斷地研究問題，發現和提出問題，還是把所有精力放在同一個議題之上，幫助協調解決問題？照我們慣常的想法，委員的履職過程是從發現問題到解決問題的過程，這樣的想法，甚至與委員自嘲的“不決策、不執行”的尷尬定位不符。在我看來，協調這些進入執行層面的問題，并不該由委員負責，委員應該花更多的精力在找出問題，并向相關部門指出問題所在。

在這個層面上來說，委員們之所以會感到履職無力，陷入“無用功”的循環，是由于某種程度的“越界”。本質上，這種“越界”又是由執行層面的低效無為“倒逼”所致。委員的權力并不無限大，他們的精力能力也有局限，要打破這種悖論循環，還得在主責部門這頭找問題。

□ 本報評論員 付小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