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風險加大與大國的管控責任

在經歷因克里米亞公投而引發的美歐俄重陷“冷戰”的驚慮中，24日在荷蘭海牙開幕的第三屆全球核安全峰會，把世人的眼光暫時拉向了另外一種擔憂：在一些主權國家的紛爭之外，其實還有更廣泛、困擾更大的全球性安全問題，時間越往后移，它所帶來的風險可能越大。（相關報道見3月25日《北京青年報》）

核安全峰會最初是由美國總統奧巴馬所發起，反映了在恐怖主義陰影下美國的一種戰略思維。當炭疽病毒真實地出現在人們的工作和生活場所，直接威脅到人的生命安全時，人們有理由擔憂：如果那些日益增多的核材料管理不當，不幸流入恐怖分子之手，那些純以發泄仇恨為目的的團伙或個人，將會給這個世界生出什么事來，實在不堪設想。

這就是核安全峰會的主題：防范核恐怖主義，保障核安全。在這個問題上，世界已經嘗過不少苦果——1979年的美國三里島、1986年的烏克蘭切爾諾貝利和2011年的日本福島，先后發生核泄漏事故，讓人們在和平利用核能、享受核技術好處的同時，也倍嘗了無法完全駕馭核技術的恐懼。時至今日，全球運營中的核電反應堆已達430多個，250多個研究型核反應堆處于工作狀態，還有200多個核燃料循環設施在運轉。而儲存在世界各地不同國家的核材料更是數不勝數，可以制造近十萬枚核彈。令人不安的是，對這天量的核材料的管理，未必在各個國家都是有序有效的，過去十幾年間，全球有案可查的核材料和其他放射性材料丟失、遭竊、被非法獲取的事件達2000余起，無疑表明全球核安全仍漏洞多多。

核安全屬于非傳統安全范疇，它之所以帶來無盡困擾，原因有三：一是人類在技術利用上的天然限制。也就是說，無論怎樣努力，都不可能發明出只有優點、沒有隱患、能確保萬無一失的技術。技術是人類延伸的手臂，但手臂也有因為內外力作用而偏離大腦控制的時候，特別是有不可抗拒的外力作用于技術時更是如此。過去六十年來，人類在核能技術上不斷發展進步，目前第三代核能技術已進入實際應用階段，但想完全杜絕核技術應用中的風險，卻還沒有可能。

二是核設施、核材料有可能被非法惡意利用。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曾發人深省地指出：人類從各種技術發明中獲得的好處有多大，所遭遇的危險也就有多大。任何一種技術發明既會往好的方向應用，也可能往作惡為害的方向被人操縱。恐怖分子可以搞劫機、遙控炸彈、鬧市戧殺無辜者，為什么不可能利用偷來的核材料制造“臟彈”，發動核恐怖襲擊呢？

三是核恐怖主義的行為主體和方式存在高度不確定性。在主體國家的范疇內，不管外部威脅有多強大，總體來說是可以預計和有所預防的，但恐怖主義網絡并非一般國家行為體，其行為和方式往往出乎通常預料，這也給防范核安全風險帶來了很大難度。

打擊核恐怖主義，保障核安全，在于提高核技術的可靠性，也在于提高對核設施、核材料的管理水平，這離不開國際間的合作扶助。自2010年首屆核安全峰會以來，很多國家都加強了核安全管理能力建設，有關方面的國際合作也有進展。作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中國積極參與了有關進程，并做出了實際的貢獻。中國今天也是受到恐怖主義威脅較多的國家之一，在國際性的核安全管理合作中，還可以發揮更大的影響。

本屆核安全峰會上，習近平主席首次在國際場合提出中國的核安全觀，表達了中國對加強國際核安全合作、防范核恐怖主義的堅定意愿。中國在此問題上的態度更為主動，再次展示了一個負責任大國的良好形象。這也意味著，中國在重大國際問題上將更積極擔任領導型國家角色，為維護國際安全發揮更大的作用。

程亞文（北京 學者）